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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老三篇”真可谓时势造英雄了。这天我到陈吉银家去时，恰逢天下鹅毛大雪，生产队放假，陈吉银却没在家里。他多病的父亲一边热情地请我到烧着柴火的火炉旁烤火，一边告诉我，陈吉银上山砍柴禾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陈吉银的母亲是个50出头的高脚亮杆的女人，只见她一手拉着小女儿，一手麻利地向火炉里添柴禾。她穿着一件补丁加补丁的对襟吊灰白旧棉袄，一看就知道是民政局发的救济寒衣。衣襟上满是垢迹，上边的两颗扣子掉了，里面也没穿什么内衣。当她伸手拿东西时，不时会露出两只大甩甩的奶子。
我烤了一会儿火，陈吉银就背着一大背篓木柴回来了，他已成了个雪人。我帮他拍打干净满身的雪，让他烤暖了手脚，忙着与他办完我该办的事以后，就急着要走。但陈吉银一家人说什么也要留我吃了饭再走。他们说今天是小年，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饭菜端上桌子时，陈吉银的小妹妹高兴得像只喳喳叫的小喜鹊，慌忙往桌子上爬，嚷着：“吃尕尕咯，吃尕尕咯！”陈吉银慌了手脚，一下子将小妹妹抱下桌子。他说：“还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呢！”他从怀里掏出红宝书，我也慌忙的从衣袋里拿出精装的毛主席语录本，同他全家人一道站在饭桌下方，面对饭桌上方竹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跟着陈吉银背诵了两条“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后，陈吉银说：“毛主席呀，今天是小年，您给我们供应了12斤盐板板肉（供销社用鲜肉加上许多盐巴渍成的肉），今天妈妈又打了一升黄豆的豆腐（升，容器，一升等于5市斤），家里又来了一位稀客，在我们吃饭前，全家人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请示完毕，一家人盛情地请我坐在上席，把一碗煎豆腐、一碗和着萝卜咸菜炒的盐肉推到我面前，热情地招呼我多吃点。陈吉银的姐姐和弟弟多次企图把筷子伸向盐肉碗里，都被陈吉银的父亲用眼色制止住了。在主人一再催促下，我夹了一块盐肉往嘴里一放，妈呀，刚端上桌子时还在咝咝炸响的咸菜盐肉，已经成了冰疙瘩，而且难以下喉。我三下五除二，咽下了半碗豆渣和包谷面蒸的混合饭后，就慌忙下桌，道了谢，踏着厚厚的积雪往回赶路了。
“ 三红”风景线
“文革”中的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在全中国成了一道风景线。
“红卫兵”最早出现在学生中，后来发展成为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外的所有工人、农民、干部和居民都参加的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组织。当时的西宁区就有东方红1127战斗队、6714战团、青年军、灭资兴无挺进队等几十个战斗组织。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主要成份是区公共所及区属单位干部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6714战团则是以全区公民办教师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
“红袖章”是红卫兵佩带在手臂上用朱红布印着“红卫兵”三个金黄色毛主席手写体大字的一种标识。戴着红袖章，就表示他是“革命造反派”
“红宝书”就是毛泽东选集，或是甲种本，或是乙种本，或是全集，或是单行本，或是语录本。毛主席语录的典型格式是红色塑料袋装的64开本，共270页。毫不夸张地说，当时6亿5千万中国人，至少每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一起“抓革命”时，人人高举红宝书，加上手臂上佩带的红袖章和胸前佩戴的金光闪闪的毛老人家像章，汇集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当时的人们，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及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或开会、或讲话，都必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或“最高指示”为开头，然后有选择地背诵几条毛主席语录。这种表达方式在10年“文革”期间成了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既表现在官方文件、报刊杂志中，也流行在民间语言文化上。人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学习毛主席语录，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中梁公社莲花大队有位60多岁的老贫农谭学寿，虽然只读过几天识字班，他却能把整本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全部背诵下来。因此，他光荣地出席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造反派”夺权“走资派”遭殃
“文革“中，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有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也有造反派夺造反派的权。
1967年，西宁区东方红1127战斗队首先宣布原区委、区公所的党政领导及各公社党委、管委会的领导都是“走资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接管了全区党政财文大权。1968年春，6714战团在区武装部的支左人员和红卫兵巫溪部队的支持下，宣布东方红1127战斗队是保皇组织，夺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权，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骨干成员同“走资派”一起批斗。公社以下大队、生产队的的造反组织也纷纷夺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权。
“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当时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革命口号”各个战斗组织，为了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组织，都纷纷把揪斗县、区、公社、大队“走资派”列为抓革命的首要任务。他们把原来的县、公社、大队的当权上挂下联，说成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棵毒苗上的毒瓜，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牛鬼蛇神，在他们头上戴上用报纸做的写着“走资派”、“黑帮分子”的高帽子押解到各个地方去批斗，名曰“肃清流毒”各种场合的批判会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x 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这些被批斗的对象，不但被罚站勾90度，而且还常常遭到毒打、罚跪。中梁公社原党委书记吴立金及该公社柏杨大队原支部书记王文朝，受到的迫害尤其严重，他们被勒令罚站、勾90度，还被人在脖子上挂上装了人粪尿的粪桶，受尽了凌辱。
焚书毁古破“四旧”
文革中的破“四旧”被一些人简化为焚书、毁古。他们把除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象吉通书、“四书”、“五经”、红楼梦、水浒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都难逃毁之一炬的厄运。
一些古建筑物上雕龙画凤的装饰品、墓碑和庙宇中的佛像，更是在劫难逃。清乾隆时，西宁桥峡门口立的一座杨老爷捐资修路的功德碑，峡龙洞天然生成的一条口里喷水的龙头石，以及清嘉庆时代刘民楚在高楼顶寨修建的三重城门，都统统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对象，有的被砸毁，有的被掀下悬崖。
录和“老三篇”真可谓时势造英雄了。这天我到陈吉银家去时，恰逢天下鹅毛大雪，生产队放假，陈吉银却没在家里。他多病的父亲一边热情地请我到烧着柴火的火炉旁烤火，一边告诉我，陈吉银上山砍柴禾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陈吉银的母亲是个50出头的高脚亮杆的女人，只见她一手拉着小女儿，一手麻利地向火炉里添柴禾。她穿着一件补丁加补丁的对襟吊灰白旧棉袄，一看就知道是民政局发的救济寒衣。衣襟上满是垢迹，上边的两颗扣子掉了，里面也没穿什么内衣。当她伸手拿东西时，不时会露出两只大甩甩的奶子。
我烤了一会儿火，陈吉银就背着一大背篓木柴回来了，他已成了个雪人。我帮他拍打干净满身的雪，让他烤暖了手脚，忙着与他办完我该办的事以后，就急着要走。但陈吉银一家人说什么也要留我吃了饭再走。他们说今天是小年，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饭菜端上桌子时，陈吉银的小妹妹高兴得像只喳喳叫的小喜鹊，慌忙往桌子上爬，嚷着：“吃尕尕咯，吃尕尕咯！”陈吉银慌了手脚，一下子将小妹妹抱下桌子。他说：“还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呢！”他从怀里掏出红宝书，我也慌忙的从衣袋里拿出精装的毛主席语录本，同他全家人一道站在饭桌下方，面对饭桌上方竹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跟着陈吉银背诵了两条“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后，陈吉银说：“毛主席呀，今天是小年，您给我们供应了12斤盐板板肉（供销社用鲜肉加上许多盐巴渍成的肉），今天妈妈又打了一升黄豆的豆腐（升，容器，一升等于5市斤），家里又来了一位稀客，在我们吃饭前，全家人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请示完毕，一家人盛情地请我坐在上席，把一碗煎豆腐、一碗和着萝卜咸菜炒的盐肉推到我面前，热情地招呼我多吃点。陈吉银的姐姐和弟弟多次企图把筷子伸向盐肉碗里，都被陈吉银的父亲用眼色制止住了。在主人一再催促下，我夹了一块盐肉往嘴里一放，妈呀，刚端上桌子时还在咝咝炸响的咸菜盐肉，已经成了冰疙瘩，而且难以下喉。我三下五除二，咽下了半碗豆渣和包谷面蒸的混合饭后，就慌忙下桌，道了谢，踏着厚厚的积雪往回赶路了。
“ 三红”风景线
“文革”中的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在全中国成了一道风景线。
“红卫兵”最早出现在学生中，后来发展成为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外的所有工人、农民、干部和居民都参加的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组织。当时的西宁区就有东方红1127战斗队、6714战团、青年军、灭资兴无挺进队等几十个战斗组织。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主要成份是区公共所及区属单位干部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6714战团则是以全区公民办教师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
“红袖章”是红卫兵佩带在手臂上用朱红布印着“红卫兵”三个金黄色毛主席手写体大字的一种标识。戴着红袖章，就表示他是“革命造反派”
“红宝书”就是毛泽东选集，或是甲种本，或是乙种本，或是全集，或是单行本，或是语录本。毛主席语录的典型格式是红色塑料袋装的64开本，共270页。毫不夸张地说，当时6亿5千万中国人，至少每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一起“抓革命”时，人人高举红宝书，加上手臂上佩带的红袖章和胸前佩戴的金光闪闪的毛老人家像章，汇集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当时的人们，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及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或开会、或讲话，都必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或“最高指示”为开头，然后有选择地背诵几条毛主席语录。这种表达方式在10年“文革”期间成了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既表现在官方文件、报刊杂志中，也流行在民间语言文化上。人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学习毛主席语录，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中梁公社莲花大队有位60多岁的老贫农谭学寿，虽然只读过几天识字班，他却能把整本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全部背诵下来。因此，他光荣地出席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造反派”夺权“走资派”遭殃
“文革“中，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有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也有造反派夺造反派的权。
1967年，西宁区东方红1127战斗队首先宣布原区委、区公所的党政领导及各公社党委、管委会的领导都是“走资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接管了全区党政财文大权。1968年春，6714战团在区武装部的支左人员和红卫兵巫溪部队的支持下，宣布东方红1127战斗队是保皇组织，夺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权，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骨干成员同“走资派”一起批斗。公社以下大队、生产队的的造反组织也纷纷夺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权。
“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当时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革命口号”各个战斗组织，为了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组织，都纷纷把揪斗县、区、公社、大队“走资派”列为抓革命的首要任务。他们把原来的县、公社、大队的当权上挂下联，说成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棵毒苗上的毒瓜，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牛鬼蛇神，在他们头上戴上用报纸做的写着“走资派”、“黑帮分子”的高帽子押解到各个地方去批斗，名曰“肃清流毒”各种场合的批判会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x 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这些被批斗的对象，不但被罚站勾90度，而且还常常遭到毒打、罚跪。中梁公社原党委书记吴立金及该公社柏杨大队原支部书记王文朝，受到的迫害尤其严重，他们被勒令罚站、勾90度，还被人在脖子上挂上装了人粪尿的粪桶，受尽了凌辱。
焚书毁古破“四旧”
文革中的破“四旧”被一些人简化为焚书、毁古。他们把除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象吉通书、“四书”、“五经”、红楼梦、水浒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都难逃毁之一炬的厄运。
一些古建筑物上雕龙画凤的装饰品、墓碑和庙宇中的佛像，更是在劫难逃。清乾隆时，西宁桥峡门口立的一座杨老爷捐资修路的功德碑，峡龙洞天然生成的一条口里喷水的龙头石，以及清嘉庆时代刘民楚在高楼顶寨修建的三重城门，都统统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对象，有的被砸毁，有的被掀下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