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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4月2日）下午，我接到了郑渝川先生的电话――他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因为我在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用同一个笔名――表示要和我探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问题。在提及自己的文章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标题可能不太妥当之后，他认为我“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一文中的后两段写得有点过火了，而我则在电话中指出了他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一文中逻辑上的混乱和几乎所有立论都缺乏事实与逻辑的支撑。郑渝川先生表示，他又就我的文章写了回应文章，我可以就此再进行回应。
该怎么看学而优与富士康的逼迁风波就是郑渝川先生后来所写的回应文章。不可否认，他这篇文章里确实比以前写的两篇学而优题材的评论显得稍微理性了一点，但仍然还是没多大长进――依旧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简直不知所云。
和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一样，郑渝川先生首先就用了同样的暗示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地说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动怒”了――人一动怒，自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难免就是非理性的――这两个字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呀，象打太极一样，一下子就将我的所有回应的合理性都给消解于无形了。
我确实有点“动怒”了――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象耶稣一样，人家打了你的左脸，还微笑着送上自己的右脸。我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有人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一定得抽回来，而且会比对手更狠――不管人家是否会用“绅士风度”之类的大帽子来压我，如我在“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里所说的，我讨厌并且会毫不理会一切被人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如果有人在我身上泼了脏水，难道还不许我“动怒”么？何况对手用的还是含沙射影，躲躲闪闪，不敢正面交锋的鬼蜮伎俩。郑渝川先生在向了泼了脏水后，自己却在一旁悠闲自得地笑我“动怒”了，暗示我“有失风度”无异于再一次在我的身上泼了脏水――这正是那些经常鼓吹神圣与崇高的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大人们惯用的伎俩。
就在暗示我“动怒”的这同一篇文章里，郑渝川先生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的“金元”――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撇清”强调自己“没有说”只是质疑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确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而且所有这些的文章都老老实实地用了全国唯一的笔名――“宕子”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我写这些文章却并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可能出于巧合”――明明是想说我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巧合，而是拿了富士康的“金元”却偏要拐弯抹角地说出来，累不累呀――我几乎每次都是特意地选这种材料来作文章的，而且从不考虑别人是否会说我收了某某单位或某某人的“金元”也不躲躲藏藏地为自己穿上马甲。正因为这样，郑渝川先生才有机会指实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看来，我的智商真是远不如郑渝川先生，甚至简直就是弱智，在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而且到了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罕见”程度――关于富士康的评论文章呢？看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是我无法回避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以后可能还会写，绝对不会因郑渝川先生或任何人怀疑我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而不写，而且还要署上“宕子”的大名。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了，其实很简单――我讨厌一切被大家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
自2004年至今，我写过的评论也有上千篇了――而且都发在网上，有心的读者不妨翻出来看看――对于“神圣”与“崇高”的反抗与厌恶几乎贯穿了我所有的文章，甚至就连不知逻辑为何物的郑渝川先生都看出了我“许多文章也有类似逻辑和主题”我在我们的孩子缺少“孝”的教育吗？反对“孝”的教育，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的简单逻辑，我岂不就是不认父母、十恶不赦的“不孝之子”了么？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对周作人先生表示了敬意，虽然不可能收受他的“金元”岂不是自甘堕落，将自己等同于汉奸么？我在妙龄少女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残忍？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3位年青女孩杀人的原因，岂不是又在为杀人犯开脱罪责？我在为考试立法是在开历史倒车强烈反对为考试立法，岂不是反对法治？在全国的舆论都一边倒地谴责“范跑跑”时，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而且一连就此写了4篇文章声援他，公然宣称宁选“范跑跑”不要“郭跳跳”，莫不是“范跑跑”又给我送了多少“金元”？莫不是我竟然弱智到不知道这种言论将会给我带来多少唾沫与板砖？此外，我还在多篇文章中为贪官开脱，并且公然说，在现今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中，如果自己真当官的话，也一定会是贪官，因为我在金钱、美色等诱惑之下的自制力实在是有限得很――我只是个凡人，如王尔德所说的“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同样，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并非因为我是“深圳本地媒体和国内财经大报的社论评论员”――虽然我确实住在深圳――恰恰正是由于咱中国那些宣扬“神圣”与“崇高”的“正人君子”太多的缘故。每一次与富士康有关的新闻出来后，这些“正人君子”们总是会以“神圣”与“崇高”的名义，在缺乏足够的事实与逻辑支撑的情况下，将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而我，就是要故意让这些神圣的代言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免得他们的“神圣事物”夺走了我的精神生命赖以生存的“人”的空气。
不可否认，如郑渝川先生所言“神圣使命也好、崇高也好，一般情况下都是强者塑造”但他却没有看到这个命题的另一面，即这种“神圣”与“崇高”其实往往得到了弱者自觉的认同与维护――而且只有这样，强者的“秩序、地位和权势”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正是弱者对于强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织就了一张将自己束缚于其中且牢不可破的无形之网――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所说的“无物之阵”――“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在这种强大的“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命运注定是“老衰，寿终”甚至背上种种恶名，最终的胜利者则是“无物之物”要改良中国的社会，必须要破解这一强大的“无物之阵”――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一代一代“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的“这样的战士”毕生的努力。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要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所以“这样的战士”的投枪并不瞄准标示着对手心脏位置所在的“护心镜”而是“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自然，这样一来，战士也就“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最后“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但战士却依然“举起了投枪”
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简单得可怕的二元逻辑，这个世界是由诸如“强－弱”、“阴－阳”之类的所谓“对立统一”的玩意构成的。在学... -->>
就在昨天（4月2日）下午，我接到了郑渝川先生的电话――他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因为我在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用同一个笔名――表示要和我探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问题。在提及自己的文章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标题可能不太妥当之后，他认为我“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一文中的后两段写得有点过火了，而我则在电话中指出了他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一文中逻辑上的混乱和几乎所有立论都缺乏事实与逻辑的支撑。郑渝川先生表示，他又就我的文章写了回应文章，我可以就此再进行回应。
该怎么看学而优与富士康的逼迁风波就是郑渝川先生后来所写的回应文章。不可否认，他这篇文章里确实比以前写的两篇学而优题材的评论显得稍微理性了一点，但仍然还是没多大长进――依旧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简直不知所云。
和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一样，郑渝川先生首先就用了同样的暗示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地说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动怒”了――人一动怒，自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难免就是非理性的――这两个字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呀，象打太极一样，一下子就将我的所有回应的合理性都给消解于无形了。
我确实有点“动怒”了――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象耶稣一样，人家打了你的左脸，还微笑着送上自己的右脸。我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有人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一定得抽回来，而且会比对手更狠――不管人家是否会用“绅士风度”之类的大帽子来压我，如我在“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里所说的，我讨厌并且会毫不理会一切被人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如果有人在我身上泼了脏水，难道还不许我“动怒”么？何况对手用的还是含沙射影，躲躲闪闪，不敢正面交锋的鬼蜮伎俩。郑渝川先生在向了泼了脏水后，自己却在一旁悠闲自得地笑我“动怒”了，暗示我“有失风度”无异于再一次在我的身上泼了脏水――这正是那些经常鼓吹神圣与崇高的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大人们惯用的伎俩。
就在暗示我“动怒”的这同一篇文章里，郑渝川先生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的“金元”――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撇清”强调自己“没有说”只是质疑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确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而且所有这些的文章都老老实实地用了全国唯一的笔名――“宕子”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我写这些文章却并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可能出于巧合”――明明是想说我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巧合，而是拿了富士康的“金元”却偏要拐弯抹角地说出来，累不累呀――我几乎每次都是特意地选这种材料来作文章的，而且从不考虑别人是否会说我收了某某单位或某某人的“金元”也不躲躲藏藏地为自己穿上马甲。正因为这样，郑渝川先生才有机会指实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看来，我的智商真是远不如郑渝川先生，甚至简直就是弱智，在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而且到了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罕见”程度――关于富士康的评论文章呢？看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是我无法回避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以后可能还会写，绝对不会因郑渝川先生或任何人怀疑我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而不写，而且还要署上“宕子”的大名。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了，其实很简单――我讨厌一切被大家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
自2004年至今，我写过的评论也有上千篇了――而且都发在网上，有心的读者不妨翻出来看看――对于“神圣”与“崇高”的反抗与厌恶几乎贯穿了我所有的文章，甚至就连不知逻辑为何物的郑渝川先生都看出了我“许多文章也有类似逻辑和主题”我在我们的孩子缺少“孝”的教育吗？反对“孝”的教育，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的简单逻辑，我岂不就是不认父母、十恶不赦的“不孝之子”了么？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对周作人先生表示了敬意，虽然不可能收受他的“金元”岂不是自甘堕落，将自己等同于汉奸么？我在妙龄少女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残忍？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3位年青女孩杀人的原因，岂不是又在为杀人犯开脱罪责？我在为考试立法是在开历史倒车强烈反对为考试立法，岂不是反对法治？在全国的舆论都一边倒地谴责“范跑跑”时，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而且一连就此写了4篇文章声援他，公然宣称宁选“范跑跑”不要“郭跳跳”，莫不是“范跑跑”又给我送了多少“金元”？莫不是我竟然弱智到不知道这种言论将会给我带来多少唾沫与板砖？此外，我还在多篇文章中为贪官开脱，并且公然说，在现今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中，如果自己真当官的话，也一定会是贪官，因为我在金钱、美色等诱惑之下的自制力实在是有限得很――我只是个凡人，如王尔德所说的“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同样，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并非因为我是“深圳本地媒体和国内财经大报的社论评论员”――虽然我确实住在深圳――恰恰正是由于咱中国那些宣扬“神圣”与“崇高”的“正人君子”太多的缘故。每一次与富士康有关的新闻出来后，这些“正人君子”们总是会以“神圣”与“崇高”的名义，在缺乏足够的事实与逻辑支撑的情况下，将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而我，就是要故意让这些神圣的代言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免得他们的“神圣事物”夺走了我的精神生命赖以生存的“人”的空气。
不可否认，如郑渝川先生所言“神圣使命也好、崇高也好，一般情况下都是强者塑造”但他却没有看到这个命题的另一面，即这种“神圣”与“崇高”其实往往得到了弱者自觉的认同与维护――而且只有这样，强者的“秩序、地位和权势”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正是弱者对于强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织就了一张将自己束缚于其中且牢不可破的无形之网――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所说的“无物之阵”――“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在这种强大的“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命运注定是“老衰，寿终”甚至背上种种恶名，最终的胜利者则是“无物之物”要改良中国的社会，必须要破解这一强大的“无物之阵”――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一代一代“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的“这样的战士”毕生的努力。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要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所以“这样的战士”的投枪并不瞄准标示着对手心脏位置所在的“护心镜”而是“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自然，这样一来，战士也就“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最后“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但战士却依然“举起了投枪”
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简单得可怕的二元逻辑，这个世界是由诸如“强－弱”、“阴－阳”之类的所谓“对立统一”的玩意构成的。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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