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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渡：看你有些中短篇小说，如很想潇洒、天气不好、蜗牛，我隐约感觉到某种很强的自传色彩。你小说里的官场小人物，永远是那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孤独痛苦，他们永远在坚守与放弃间游移，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在惟我独醒与难得糊涂间徘徊。可以把这种情绪看成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吗？
王跃文：你说到的是我早期的小说，那里面的确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那不是我的生活自传，而是心灵自传。官场小人物是卑微的，他们想要发达，必须放弃自我，甚至忘掉自尊，参与到游戏当中去。而这些小人物往往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他们会发现社会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我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老师们用心良苦，就是想让学生早点儿通过我的小说认识社会，免得走出校门之后遭遇太多的失望。
伊渡：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向学生推荐过你的国画，在他们临毕业的时候。
王跃文：感谢你介绍我的小说。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国画刚出版不久，我收到北京某科学研究机构一位年轻学者的来信。他说看了我的国画，非常灰心。他说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成天埋头在实验室和北京图书馆，非常辛苦。但是看了我的小说，方知现实竟然如此！他怀疑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我本来没有给读者回信的习惯，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每信必复。也因为懒吧。但是，看了这位年轻学者的信，我真是吓了一大跳。我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收到如此消极的效果，它竟然有可能毁掉一项科学研究，毁掉一位年轻学者的前程。我马上回了信，大概是告诉他对现实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引用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现在记不完整了，大意是这样的：在那高高的天上，有着太阳和月亮。当太阳下去的时候，月亮就会升起。孩子啊，你不要悲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心中充满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天堂。
我很欣慰，那是位真诚、纯朴的年轻学者。他马上回信，让我放心，说他看了我的小说，更加成熟了，他会继续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一个成熟和正常的社会，不会掩盖事实与真相。成熟的民众，也敢于正视事实与真相。民众如果总是被蒙和骗，就永远成熟不起来。成熟的民众，他们是理性的，明辨是非，不会盲从，不会偏执。
回到你提出的话题，所谓官场小人物。官场小人物面对的是强大而固化的现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话，可以作为官场小人物成长的生动比方。官场小人物在做媳妇的时候，备尝艰辛和屈辱。他们的心理兴许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也许会想，自己一旦熬成婆了，绝不会像眼前这些领导一样，一定要好好儿对待下属，一定好好儿干番事业；或许他们又会因长期受压制，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一旦真的掌权，就比原来的婆婆更加难以伺候；更多的时候，做媳妇的官场小人物什么都不想，只是迷迷瞪瞪地混着，日子久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了，婆婆身上应有的所有坏毛病，他们也都有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今后会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但从我父母辈以上的婆媳关系看，鲜有和谐的。再温顺的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婆，都会刁钻刻薄。她们必须把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强加到媳妇身上。但是，一个家庭，媳妇总能熬成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官场上的小媳妇，未必都能熬成婆，更多的人是终身都当小媳妇，充其量是小媳妇混成老媳妇。所以说，我早期小说中宣泄的那种情绪，在官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伊渡：真这么可怕？我庆幸自己没有呆在官场。我曾经也有过厕身官场的机会，却本能地感到那种氛围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赶紧抽身而退。我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明智了。
王跃文：你的确明智。官场里当小媳妇，最要紧的是做低伏小。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是官场小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你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像的了。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淘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人哩！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
伊渡：你在这里悲天悯人，感叹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最多恨自己不走运，那么多贪官平安无事，自家却翻了船。
王跃文：你说得有道理。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中国古来如此。红楼梦里面写贾府抄家之后失盗的那些情节，就很像写现在的事情，极有意思。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和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偷东西。贾政听人来报信，头一句就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这才放了心，说：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罪名。读着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
伊渡：红楼梦里面写贾府的贪很隐晦，甚至让人发生错觉，以为他们家风清白。里头写到贾政有回派到外地做官，因为太清廉了，跟去的奴才捞不着好处，都不愿干了。
王跃文：不然为什么叫“假政”呢？贾府肯定有贪污之罪，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不过曹雪芹写小说，话通常不往明里说的。但是，贪污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或称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教育儿子极是严厉，宝玉只要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种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就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然是贪污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代有株连之法，的确过于苛严了。但如果要向贪污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然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款，索人贿赂，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所以严格地说，贾府就是贪污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可他们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多了。
伊渡：不过我也听说过个别贪官是自己夫人检举的，那是因为丈夫养了二奶，她想教训教训。不料，一检举，出了大麻烦。她没有想到自己丈夫的贪污问题那么严重，结果弄得家破人亡。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做妻子的事后都追悔莫及。
王跃文：那就让坏人们好好儿窝在一起吧。我并不认为亲人反目成仇是好事，要紧的是亲人之间应有相互的道德约束。不要就只有等到一家人都烂透了。
坏人们可以好好地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里说了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很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这位高级干部“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伊渡：我从媒体报道上发现，中国对贪污腐败官员判罪的尺度似乎弹性大了些。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杀掉了，有的鲸吞千万以上仍可活命。
王跃文：具体法律问题我说不清楚，或许刑不上大夫吧。举个例子：浙江有个村，村里召开十九个人的干部扩大会议，因为放在西湖边的国宾馆开会，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案件。五天的会议，开支四万三千多块钱。我算了一下，人均每天开支四百五十八块钱。结果，有关责任人都受到处分，包括撤消村支部书记职务，所有开支予以清退。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进去的你要吐出来。我并没有替这些村干部鸣不平的意思，他们大手大脚花着农民兄弟的血汗钱，真的太荒唐了。但是，凭良心说，同很多会议比起来，尤其是同很多高级会议比起来，这些村干部花的钱并不多。问题在于村干部同国宾馆，反差太大了。村干部是没有资格去国宾馆开会的，你去了本身就是问题，不用说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做“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干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干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像能力！
你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千万、几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断言，贪污上亿的腐败官员恐怕早就诞生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
伊渡：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强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该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心应手。
伊渡：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宠坏的。
王跃文：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一票等于二十票！有的单位甚至领导一票等于三十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你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干部的底牌，你就哑口无言了；你再有意见？人家扣你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你的饭碗，看你还调皮不？！
伊渡：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嫉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不良的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有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你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你！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伊渡：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深夜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你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你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这个人说着，还拿出个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样的信封，说里面三百块钱，他都还没动过。
记者告诫大家不要上当，上了飞机就说不起话了。你在飞机上乱说乱动，人家可以用妨碍公共安全的罪名把你抓起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乘客们开始分化，有的坚持，有的动摇，有的观望，有的妥协。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嗓门最大的两位记者不见了。
没过多久，两位记者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了。他俩提上箱包说，我们上去再说！
有人提出登机，乘客们马上垂头丧气，纷纷骂骂咧咧地登机了。
登上飞机，没人再提索赔的事。这时，有人从座位口袋里翻出张报纸，上面正好有这家航空公司因延误起飞时间同乘客争执的报道。那是几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议论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再没有什么响应。
我回头看看坐在我左边后排的两位记者，他们正把太阳帽罩在脸上打瞌睡。我怀疑这两位记者被机场收买了，而在机场证明航空公司肯定会赔偿的那个人说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儿。收买两个头人只需一两千块钱就够了，不然真像那个托儿说的就要赔偿十几万！
机场革命就这么失败了。
伊渡：你这个故事很有寓言意义。我看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数千退伍军人为了向政府讨取补偿金聚集到华盛顿，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将军向他们开了枪。当时美国的舆论界也是众口一词，声讨这些进城的退伍军人是暴民。我听到过一种论调，就是用外国过去发生过的这些不光彩事情为自己辩护。动辄说过去美国也如何如何做过，英国也如何如何做过。
王跃文：不能拿别人做过的错事来开脱自己的愚蠢。说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实在是无能者的牢骚。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百姓早不是皇帝治下的子民，尽管中国百姓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忍辱负重的。谁还拿听不听话评价民众，谁脑子里还装着刁民之类的侮辱性概念，他就应该被民众抛弃。
中国老百姓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教化下来，已经是最温顺的了。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为的是管理方便。因为居然有农奴见了贵族没有行礼，而贵族们有时候单从衣着上又不能明确断定谁是农奴。农奴们如此无礼，贵族们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沙皇否决了。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农奴都穿上统一的制服，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有这样强大。沙皇心里很清楚，他统治之下的农奴并不都是那么温顺的。
伊渡：这位沙皇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万金之躯，也并不是所有民众都心悦诚服。可笑的是有些自作多情的帝王。
王跃文：中国古代帝王并不都是自作多情的，他们治下的子民也的确好管多了。中国古代很早就是所谓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早在服饰、住房等等方面相区别了，而且不可随便混同，弄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么就不见中国老百姓因为知道自己人多势众就闹事呢？中国当然也有百姓闹事的，轻则蜂起为盗、杀人越货，重则揭竿称王、动摇社稷，但没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布衣者众，而是别有原因。中国皇帝们并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还往往拿人丁兴旺夸耀自己的尧舜之治哩！
伊渡：中国自古户籍制度严格，每年多少人丁都有详细记载，这只怕同帝王们的虚荣心也有关系。
王跃文：岂止是虚荣心？实惠得很啊！人口就是财富。古代加官晋爵，所谓食千户、食万户，就是拿人丁来供养啊！这些被食的人丁，服服帖帖！原来中国自古就有“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训戒，这是历代皇帝都信奉的。中国除去远古传说里的禅让，历代天下都是好汉们骑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好汉做了皇帝，就懂得从马背上下来，斯斯文文地治天下。
伊渡：比如李自成这样的草莽英雄，初起事时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眼看着江山在握了，就把这江山看作自己的财产了。所以李自成后来也严肃军纪，不准扰民。李自成之辈所以如此，不过就是看到自己要溜下马背治天下了，不想把天下弄得不好收拾。
王跃文：俄国沙皇肯定不明白马下治天下的道理。俄国沙皇本来就是游牧血统，他们过于留恋马背，君临天下之后仍然迷信马鞭、弓箭和大刀。他们害怕穿着统一制服的农奴都拿起马鞭、弓箭和大刀，真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沙皇俄国同泱泱大中国相比，毕竟资历太浅。沙皇权力的象征是权杖，中国皇权的象征是华表。我瞎猜，沙皇手中的权杖是由马鞭演变来的，它怎么能同中国的华表相比？华表是汉白玉雕刻的，游龙飞云，威武壮观，庄严肃穆。沙皇俄国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而尧帝门前的诽谤木演化成华表，则历时数千年！当华表还是诽谤木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刻在上面，上达君王。一旦诽谤木成了华表，别说它石质坚硬，哪怕是豆腐做的，也没人在上面刻字了。诽谤木演变成华表的过程，就是由让百姓说话到叫百姓闭嘴的过程。皇帝们的聪明脑袋，不得不叫人佩服。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位的皇帝不过四百九十几个，就是这四百九十几个脑袋，竟然把中国亿兆百姓的嘴巴调教得无话可说！华表终于成了屹立千古的风景！
所以说，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心已乖顺，嘴便无言。嘴既无言，天下大治。这是自古皇帝们都心领神会的浅显道理，哪里用得着担心百姓人数多寡？其实，这个道理，街头流氓都明白。常有二三流氓当街作恶而过往群众袖手旁观，流氓为何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知道好人怕流氓。原来好人怕流氓，也是多年流氓作恶做出来的结果。流氓们知道好人多有怯弱之心，再多的好人他们都不怕了。皇帝眼里百姓是乖顺的，流氓眼里百姓是怯弱的，都好对付！
伊渡：原来皇帝和流氓都需要对付民众，因为他们都需要民众供养。有时候，皇帝就是流氓，不同的只是他是大流氓。
王跃文：中国历史上由流氓直接做到皇帝的不是没有，刘邦就是的，朱元璋也是的，袁世凯同样是的。王朝代代兴废，华表岿然不动。到了近现代，就连诽谤木的“诽谤”二字，意义都早变了。诽谤的原意，拿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提意见”而今天的诽谤，词典里的正宗解释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我猜想，今天说的“提意见”过不了多久，也可能会转化为贬义词，恐怕会朝着造谣、中伤、诬蔑等意思演化。今天“提意见”三字，词典上还没有新的解释，现实中却早显端倪。语言是活的，词典是死的。谁听说有人给他提意见了，肯定满心不高兴。这个被提了意见的人，若是领导，嘴上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背地里就会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这人若是群众，马上就跳起来了，非要找那提意见的人对质明白不可。这种词义的变化，近几十年的例子还有不少。比方批评，原来的意思是指出优缺点。可是，近几十年使用这个词最多的就是大小官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批评下属和群众，批评的实际意义早已经变成骂人了。说谁挨批评了，就是挨骂了。现在只有天真的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使用批评的原意，所谓文学批评。
伊渡：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与自由是世界大势。中国民众也早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民众了，一切落后的统治观念与手段都应摒弃。
王跃文：但是，历史是有惯性的。官方有个说法，领导就是服务。既然是服务，服务与被服务，至少应是平等的。但事实上，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在领导和领导机关眼里，民众永远是下面，是管制的对象。通常干部去农村、进工厂，都是说“下去”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在文字上钻牛角尖，事实上这就说明在潜意识里领导和领导机关就是把自己放在百姓上面。
汉语里有两句话，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可以很好地解释历代统治者同民众的关系。天下是好汉们打下来的，江山当然由好汉们来坐。似乎这已是天经地义。江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如果统治者都像成吉思汗，动辄屠城，杀尽天下百姓，空有大好江山，他们也没什么好坐的。
伊渡：你这个说法很生动，自古以来官民关系的确如此。别说皇帝坐天下，就连方面大员、封疆大吏都叫坐镇一方。他们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百姓。
王跃文：我们不妨来说说屁股。如果文雅些，应该把屁股说成臀部。可是，我敢打赌，大多数人想到这个部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词肯定是屁股，而不是臀部。同样是碳水化合物，肉长在不同的地方，竟分出高下贵贱来。可见人的虚伪或市侩无处不在，乃至不能公平地对待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肉。既然如此，要让人公平地对待别人，当然不太容易了。
伊渡：是啊，齐生死，等贵贱，似乎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王跃文：但很多最高统治者在金銮宝殿上坐久了，就会自我膨胀，自命圣人。古代很多皇帝死后追封谥号都会用“圣”字。我们这会儿不讨论圣人，只说屁股。初看起来，好像屁股由精神到肉体都彻底地被歧视。腹中浊恶，喷薄而出，本与屁股无关，偏要诬赖为屁。屁股就莫名其妙地有了臭与脏的精神形象。想把谁往不堪里说，就说他“算个屁”！谁说话不中听，就是“放狗屁”！事不关己，就是“关我屁事”！如此种种，都是对屁股的精神虐待。要责罚人，也是打屁股。自古至今最日常的责人之法都是打屁股，而古时候打屁股还是正而八经的刑罚。
伊渡：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脖子因为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能够弯曲，发明了磕头；屁股因为肉多，发明了打屁股。这是中国式的智慧，是国粹。
王跃文：屁股只要存在着，总有被打的危险。自然法则是用进废退，物竞天择。怎么就不见屁股争口气，稍稍进化些，长出犄角或坚甲，挨打的时候也许好受些；或者干脆长出两个拳头，也去打打别人，以雪千万年羞耻。然而，屁股竟是这般无用，肥嘟嘟呆板板沉默不语，哪怕忍不住放屁，也是惟恐有人听见，尽量遮掩着。真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我们只要想到“坐江山”三个字，就明白屁股为什么甘愿做屁股了。原来天下诸多好事，终究是要屁股来受用的。屁股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坐。而坐，很多时候不但是享受，而且是待遇、身份、地位的象征。与尊者相对，尊者坐，贱者立。尊者让你坐下，你就欣欣然，陶陶然。你去做客，主人首先就是请你坐下。如果主人只让你站着，几句话就打发走人，你会很没有面子。那等堂而皇之的场面，坐就更有讲究了。坐主席台上还是坐主席台下，坐前排还是坐后排，坐左边还是坐右边，坐中间还是坐角落，位置不同，天壤之别。很多人就为着屁股能往哪块地儿上放，费尽心机，使尽伎俩，甚至连小命都搭上。他们终其一生的奋斗，都是为着屁股。看人贵贱，明里看脸面，实是看屁股。屁股下有无专役之物，人就分出了尊卑贵贱。尊者贵者，坐位便是宝座，别人不敢觊觎；车马便是坐车坐骑，专供一人独享，别人不得眼红。屁股之尊，直逼九五。千古英雄纷争，狼烟不断，干戈铿锵，血流成河，白骨如山，无非是有人想把自己的屁股往龙椅上贴！
伊渡：纵观当今世界大势，国家越是贫穷，政局越是动荡，官员越是腐败，反过来就会陷入更深沉的贫穷。这些国家抢龙椅的人更多。
王跃文：抢龙椅手段有高低，有人血战终生，有人不战而胜。有的人看上去无所作为，实际上虎视眈眈。这种人想要表现无为之状，竟然也靠屁股发言，叫做坐山观虎斗。不充英雄，袖手旁观，总没错吧？但是，一屁股坐在那里看别人杀得昏天黑地的，绝非良善之辈。他们看上去深藏不露，韬光养晦，其实是静候良机、蓄势待发。而他们最后的所谓“发”照样是靠屁股说话：坐收渔利，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直至坐上江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到最高处，又是屁股出来威风，这就叫做坐大。凡坐大者，若是流氓，则出入招摇，马崽喝道，杀伐无忌，自称义士；若是教主，则旌幡扬扬，装神弄鬼，满口谎话，竟为教义；若是政客，则金口玉牙，蛮不讲理，狂语梦呓，亦成圣旨。
伊渡：说到底，人的贵贱，就看屁股的贵贱。高贵的屁股坐百姓，而百姓的屁股则是专门预备着挨打的。
王跃文：最高贵的屁股，自然是帝王们的屁股，他们的屁股坐江山、坐龙椅。说到龙椅，我又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却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以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可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伊渡：我没有见过袁世凯的龙椅，想必肯定有些不伦不类。
王跃文：我也没见过，但是有位终身供职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龙椅背上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
伊渡：稻草？真是匪夷所思！
王跃文：生活本身永远超过作家的想像力。故宫博物院为了修复那张明清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像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那真是神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像，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伊渡：我还真是怀疑。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往龙椅里塞稻草，那可是杀头的罪啊！
王跃文：但是，稻草毕竟塞进龙椅里去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儿，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儿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儿吧！玩儿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伊渡：我都替他们担心，万一稻草从龙椅里钻出来了怎么办？
王跃文：你多虑了。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伊渡：袁世凯可不是吃素的，替他造龙椅的那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
王跃文：我想，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伊渡：皇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他得靠大家帮忙。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百官只会俯首贴耳，但君臣之间私下是有默契的。谁都别玩儿过了火，否则，要么君不再是君，要么臣不再是臣。
王跃文：所以，古代所谓英明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和稀泥。康熙就是位和稀泥的高手。他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曾对大学士们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说，治国宜宽，宽则得众。若吹毛求疵，天下岂有完人？康熙还举例说，赵申乔任湖南巡抚的时候，大小官员都被他参劾过，难道全省没有一个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张鹏翮居官很清廉，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曾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居官也清廉，但他刻了那么多书，而刻一部书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只是朕不追究而已。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追究！
伊渡：几年前在媒体曝光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贪污案，其实早被一位香港记者发现端倪。慕绥新为了宣扬自己的政绩，邀请大批记者前往沈阳采写新闻。大陆记者多是懂得游戏规则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一般不会乱说。可是这位香港记者偏偏不按牌理出牌，盯上了慕市长的一身“行头”从衬衫、领带、西服、皮带到皮鞋，全是世界名牌，粗略估算也值几万港元。回港之后，这位记者在报道中提出疑问：内地市长的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慕绥新如何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按照大陆人的观念，正像当年康熙说的，那位香港记者是在吹毛求疵。
王跃文：最近见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布什戴的手表只值五十美金。我觉得这丝毫不是丑闻。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说明布什清廉或者贪污。但是，如果有谁愿意把查办慕绥新案作为经验，光从领导干部日常生活查起，不知要查出多少贪官。他们抽的烟、喝的酒、穿的、住的、用的，工资是远远供不起的。也许应该发明一个新名词，叫“日常腐败”日常腐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然中国处处是洪洞县了。
我读了康熙那番话，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官员清廉与否，皇帝其实都是知道的。似乎康熙也并不在乎官员是否真的清廉，只要大方面说得过去就行了。康熙提到的几位官员，在历史上都有清名，而最清廉的是赵申乔。偏是这个赵申乔，康熙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有回，康熙又同大臣们说起赵申乔的清廉，这位英明天子并不以为然，说道，朕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但作为封疆大吏，要说他一清二白，朕未必相信！倒是对明知其多少有些贪行的张鹏翮、张伯行，康熙反倒宽宏多了。就我所读到的清史资料，康熙对这两位“张清官”颇多赞赏。
伊渡：我也从有关史料上知道，康熙表面上很憎恨贪污腐败，曾经说过，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但事实上，康熙往往是嘴上说得严格，下手却很软。特别是到了康熙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已不可救药了。
王跃文：康熙朝被史学界称誉较多，但并不妨碍它出产贪官。贪官并不一定都会倒霉的。索额图和明珠都贪，索额图死于监牢，明珠得享天年。徐乾学和高士奇也都贪，徐被皇上罢斥永不叙用，高告老还乡仍被召回。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因贪污被参劾，论罪处斩了。原来康熙说，赵申乔确实清廉，但他养的这个儿子太贪了，应按律处斩！不能臆断康熙杀赵凤诏的真实动机，但他并不喜欢赵申乔这个清官，应是事实。康熙曾责怪赵申乔教子不严，赵便上书，称自己“不能教子、求赐罢斥”！康熙看了他的折子，龙颜大怒：“今阅赵申乔所奏，其词意愤激，殊非大臣之体。”当时的赵申乔是户部尚书，因失大臣之体，挨了处分，戴罪留用。
伊渡：当时有个封疆大吏噶礼也很贪，而且屡次陷害忠良，康熙多次包庇他。直等到噶礼自己母亲出面抗告他有弑母大罪，康熙才下令惩办。但也没有按律处斩，只是令他自尽。
王跃文：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就是噶礼的走狗，帮着噶礼敛财。赵凤诏处斩，应是死有余辜。他的老子赵申乔是否真的清廉，也不必再去辩护。况且清官多酷，也有不是之处。就说赵申乔，他在湖南巡抚任上，把所有官员都参了，实在有些过分。奇怪的是康熙对官员之好恶，同他们官品之优劣，并没有多大关系。
伊渡：帝王时代，国法就是家法，皇帝就是家长。皇帝杀谁不杀谁，只看他的心情。
王跃文：的确如此。说桩公案，便知康熙如何英明了。李光地和陈梦雷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当时李陈二人正在老家告假，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清廷，告知耿精忠造反的详细情况。可李光地是个夺情卖友之人，上“蜡丸书”时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陈梦雷便成了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李光地却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非但不救陈梦雷，反而落井下石。陈梦雷很是愤恨，屡屡上告，终无结果。多年之后，闹得康熙都知道了，就在巡视关外时，召见了陈梦雷。康熙却并不想昭雪冤情，而是挑唆陈梦雷说出李光地的不忠之处。陈梦雷倒是个君子，任康熙如何暗示、胁迫，他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若是常人，即使不为陈梦雷的厚道感动，也应为李光地的忠诚而欣慰。可康熙恰恰不是常人，他是皇帝。他非常失望，而且气愤，斥退陈梦雷，怒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原来，这时的康熙想整李光地了，只是治罪无凭。皇帝想治别人的罪，本可不用理由，但若能有些把柄，毕竟方便些。可见，皇帝用人整人，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也不关乎国法纲纪。
伊渡：想到这几年有些影视剧把康熙吹到天上去了，真是笑话。
王跃文：康熙在位六十年，平三藩、安四边、收台湾、治河工，的确功勋卓著。但这位英明天子在吏治方面，一直是和稀泥。有位巡抚去江苏赴任，面辞康熙... -->>
伊渡：看你有些中短篇小说，如很想潇洒、天气不好、蜗牛，我隐约感觉到某种很强的自传色彩。你小说里的官场小人物，永远是那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孤独痛苦，他们永远在坚守与放弃间游移，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在惟我独醒与难得糊涂间徘徊。可以把这种情绪看成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吗？
王跃文：你说到的是我早期的小说，那里面的确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那不是我的生活自传，而是心灵自传。官场小人物是卑微的，他们想要发达，必须放弃自我，甚至忘掉自尊，参与到游戏当中去。而这些小人物往往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他们会发现社会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我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老师们用心良苦，就是想让学生早点儿通过我的小说认识社会，免得走出校门之后遭遇太多的失望。
伊渡：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向学生推荐过你的国画，在他们临毕业的时候。
王跃文：感谢你介绍我的小说。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国画刚出版不久，我收到北京某科学研究机构一位年轻学者的来信。他说看了我的国画，非常灰心。他说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成天埋头在实验室和北京图书馆，非常辛苦。但是看了我的小说，方知现实竟然如此！他怀疑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我本来没有给读者回信的习惯，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每信必复。也因为懒吧。但是，看了这位年轻学者的信，我真是吓了一大跳。我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收到如此消极的效果，它竟然有可能毁掉一项科学研究，毁掉一位年轻学者的前程。我马上回了信，大概是告诉他对现实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引用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现在记不完整了，大意是这样的：在那高高的天上，有着太阳和月亮。当太阳下去的时候，月亮就会升起。孩子啊，你不要悲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心中充满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天堂。
我很欣慰，那是位真诚、纯朴的年轻学者。他马上回信，让我放心，说他看了我的小说，更加成熟了，他会继续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一个成熟和正常的社会，不会掩盖事实与真相。成熟的民众，也敢于正视事实与真相。民众如果总是被蒙和骗，就永远成熟不起来。成熟的民众，他们是理性的，明辨是非，不会盲从，不会偏执。
回到你提出的话题，所谓官场小人物。官场小人物面对的是强大而固化的现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话，可以作为官场小人物成长的生动比方。官场小人物在做媳妇的时候，备尝艰辛和屈辱。他们的心理兴许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也许会想，自己一旦熬成婆了，绝不会像眼前这些领导一样，一定要好好儿对待下属，一定好好儿干番事业；或许他们又会因长期受压制，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一旦真的掌权，就比原来的婆婆更加难以伺候；更多的时候，做媳妇的官场小人物什么都不想，只是迷迷瞪瞪地混着，日子久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了，婆婆身上应有的所有坏毛病，他们也都有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今后会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但从我父母辈以上的婆媳关系看，鲜有和谐的。再温顺的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婆，都会刁钻刻薄。她们必须把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强加到媳妇身上。但是，一个家庭，媳妇总能熬成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官场上的小媳妇，未必都能熬成婆，更多的人是终身都当小媳妇，充其量是小媳妇混成老媳妇。所以说，我早期小说中宣泄的那种情绪，在官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伊渡：真这么可怕？我庆幸自己没有呆在官场。我曾经也有过厕身官场的机会，却本能地感到那种氛围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赶紧抽身而退。我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明智了。
王跃文：你的确明智。官场里当小媳妇，最要紧的是做低伏小。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是官场小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你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像的了。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淘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人哩！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
伊渡：你在这里悲天悯人，感叹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最多恨自己不走运，那么多贪官平安无事，自家却翻了船。
王跃文：你说得有道理。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中国古来如此。红楼梦里面写贾府抄家之后失盗的那些情节，就很像写现在的事情，极有意思。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和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偷东西。贾政听人来报信，头一句就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这才放了心，说：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罪名。读着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
伊渡：红楼梦里面写贾府的贪很隐晦，甚至让人发生错觉，以为他们家风清白。里头写到贾政有回派到外地做官，因为太清廉了，跟去的奴才捞不着好处，都不愿干了。
王跃文：不然为什么叫“假政”呢？贾府肯定有贪污之罪，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不过曹雪芹写小说，话通常不往明里说的。但是，贪污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或称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教育儿子极是严厉，宝玉只要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种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就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然是贪污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代有株连之法，的确过于苛严了。但如果要向贪污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然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款，索人贿赂，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所以严格地说，贾府就是贪污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可他们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多了。
伊渡：不过我也听说过个别贪官是自己夫人检举的，那是因为丈夫养了二奶，她想教训教训。不料，一检举，出了大麻烦。她没有想到自己丈夫的贪污问题那么严重，结果弄得家破人亡。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做妻子的事后都追悔莫及。
王跃文：那就让坏人们好好儿窝在一起吧。我并不认为亲人反目成仇是好事，要紧的是亲人之间应有相互的道德约束。不要就只有等到一家人都烂透了。
坏人们可以好好地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里说了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很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这位高级干部“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伊渡：我从媒体报道上发现，中国对贪污腐败官员判罪的尺度似乎弹性大了些。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杀掉了，有的鲸吞千万以上仍可活命。
王跃文：具体法律问题我说不清楚，或许刑不上大夫吧。举个例子：浙江有个村，村里召开十九个人的干部扩大会议，因为放在西湖边的国宾馆开会，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案件。五天的会议，开支四万三千多块钱。我算了一下，人均每天开支四百五十八块钱。结果，有关责任人都受到处分，包括撤消村支部书记职务，所有开支予以清退。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进去的你要吐出来。我并没有替这些村干部鸣不平的意思，他们大手大脚花着农民兄弟的血汗钱，真的太荒唐了。但是，凭良心说，同很多会议比起来，尤其是同很多高级会议比起来，这些村干部花的钱并不多。问题在于村干部同国宾馆，反差太大了。村干部是没有资格去国宾馆开会的，你去了本身就是问题，不用说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做“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干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干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像能力！
你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千万、几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断言，贪污上亿的腐败官员恐怕早就诞生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
伊渡：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强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该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心应手。
伊渡：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宠坏的。
王跃文：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一票等于二十票！有的单位甚至领导一票等于三十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你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干部的底牌，你就哑口无言了；你再有意见？人家扣你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你的饭碗，看你还调皮不？！
伊渡：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嫉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不良的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有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你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你！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伊渡：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深夜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你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你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这个人说着，还拿出个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样的信封，说里面三百块钱，他都还没动过。
记者告诫大家不要上当，上了飞机就说不起话了。你在飞机上乱说乱动，人家可以用妨碍公共安全的罪名把你抓起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乘客们开始分化，有的坚持，有的动摇，有的观望，有的妥协。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嗓门最大的两位记者不见了。
没过多久，两位记者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了。他俩提上箱包说，我们上去再说！
有人提出登机，乘客们马上垂头丧气，纷纷骂骂咧咧地登机了。
登上飞机，没人再提索赔的事。这时，有人从座位口袋里翻出张报纸，上面正好有这家航空公司因延误起飞时间同乘客争执的报道。那是几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议论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再没有什么响应。
我回头看看坐在我左边后排的两位记者，他们正把太阳帽罩在脸上打瞌睡。我怀疑这两位记者被机场收买了，而在机场证明航空公司肯定会赔偿的那个人说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儿。收买两个头人只需一两千块钱就够了，不然真像那个托儿说的就要赔偿十几万！
机场革命就这么失败了。
伊渡：你这个故事很有寓言意义。我看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数千退伍军人为了向政府讨取补偿金聚集到华盛顿，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将军向他们开了枪。当时美国的舆论界也是众口一词，声讨这些进城的退伍军人是暴民。我听到过一种论调，就是用外国过去发生过的这些不光彩事情为自己辩护。动辄说过去美国也如何如何做过，英国也如何如何做过。
王跃文：不能拿别人做过的错事来开脱自己的愚蠢。说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实在是无能者的牢骚。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百姓早不是皇帝治下的子民，尽管中国百姓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忍辱负重的。谁还拿听不听话评价民众，谁脑子里还装着刁民之类的侮辱性概念，他就应该被民众抛弃。
中国老百姓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教化下来，已经是最温顺的了。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为的是管理方便。因为居然有农奴见了贵族没有行礼，而贵族们有时候单从衣着上又不能明确断定谁是农奴。农奴们如此无礼，贵族们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沙皇否决了。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农奴都穿上统一的制服，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有这样强大。沙皇心里很清楚，他统治之下的农奴并不都是那么温顺的。
伊渡：这位沙皇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万金之躯，也并不是所有民众都心悦诚服。可笑的是有些自作多情的帝王。
王跃文：中国古代帝王并不都是自作多情的，他们治下的子民也的确好管多了。中国古代很早就是所谓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早在服饰、住房等等方面相区别了，而且不可随便混同，弄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么就不见中国老百姓因为知道自己人多势众就闹事呢？中国当然也有百姓闹事的，轻则蜂起为盗、杀人越货，重则揭竿称王、动摇社稷，但没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布衣者众，而是别有原因。中国皇帝们并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还往往拿人丁兴旺夸耀自己的尧舜之治哩！
伊渡：中国自古户籍制度严格，每年多少人丁都有详细记载，这只怕同帝王们的虚荣心也有关系。
王跃文：岂止是虚荣心？实惠得很啊！人口就是财富。古代加官晋爵，所谓食千户、食万户，就是拿人丁来供养啊！这些被食的人丁，服服帖帖！原来中国自古就有“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训戒，这是历代皇帝都信奉的。中国除去远古传说里的禅让，历代天下都是好汉们骑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好汉做了皇帝，就懂得从马背上下来，斯斯文文地治天下。
伊渡：比如李自成这样的草莽英雄，初起事时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眼看着江山在握了，就把这江山看作自己的财产了。所以李自成后来也严肃军纪，不准扰民。李自成之辈所以如此，不过就是看到自己要溜下马背治天下了，不想把天下弄得不好收拾。
王跃文：俄国沙皇肯定不明白马下治天下的道理。俄国沙皇本来就是游牧血统，他们过于留恋马背，君临天下之后仍然迷信马鞭、弓箭和大刀。他们害怕穿着统一制服的农奴都拿起马鞭、弓箭和大刀，真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沙皇俄国同泱泱大中国相比，毕竟资历太浅。沙皇权力的象征是权杖，中国皇权的象征是华表。我瞎猜，沙皇手中的权杖是由马鞭演变来的，它怎么能同中国的华表相比？华表是汉白玉雕刻的，游龙飞云，威武壮观，庄严肃穆。沙皇俄国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而尧帝门前的诽谤木演化成华表，则历时数千年！当华表还是诽谤木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刻在上面，上达君王。一旦诽谤木成了华表，别说它石质坚硬，哪怕是豆腐做的，也没人在上面刻字了。诽谤木演变成华表的过程，就是由让百姓说话到叫百姓闭嘴的过程。皇帝们的聪明脑袋，不得不叫人佩服。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位的皇帝不过四百九十几个，就是这四百九十几个脑袋，竟然把中国亿兆百姓的嘴巴调教得无话可说！华表终于成了屹立千古的风景！
所以说，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心已乖顺，嘴便无言。嘴既无言，天下大治。这是自古皇帝们都心领神会的浅显道理，哪里用得着担心百姓人数多寡？其实，这个道理，街头流氓都明白。常有二三流氓当街作恶而过往群众袖手旁观，流氓为何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知道好人怕流氓。原来好人怕流氓，也是多年流氓作恶做出来的结果。流氓们知道好人多有怯弱之心，再多的好人他们都不怕了。皇帝眼里百姓是乖顺的，流氓眼里百姓是怯弱的，都好对付！
伊渡：原来皇帝和流氓都需要对付民众，因为他们都需要民众供养。有时候，皇帝就是流氓，不同的只是他是大流氓。
王跃文：中国历史上由流氓直接做到皇帝的不是没有，刘邦就是的，朱元璋也是的，袁世凯同样是的。王朝代代兴废，华表岿然不动。到了近现代，就连诽谤木的“诽谤”二字，意义都早变了。诽谤的原意，拿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提意见”而今天的诽谤，词典里的正宗解释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我猜想，今天说的“提意见”过不了多久，也可能会转化为贬义词，恐怕会朝着造谣、中伤、诬蔑等意思演化。今天“提意见”三字，词典上还没有新的解释，现实中却早显端倪。语言是活的，词典是死的。谁听说有人给他提意见了，肯定满心不高兴。这个被提了意见的人，若是领导，嘴上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背地里就会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这人若是群众，马上就跳起来了，非要找那提意见的人对质明白不可。这种词义的变化，近几十年的例子还有不少。比方批评，原来的意思是指出优缺点。可是，近几十年使用这个词最多的就是大小官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批评下属和群众，批评的实际意义早已经变成骂人了。说谁挨批评了，就是挨骂了。现在只有天真的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使用批评的原意，所谓文学批评。
伊渡：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与自由是世界大势。中国民众也早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民众了，一切落后的统治观念与手段都应摒弃。
王跃文：但是，历史是有惯性的。官方有个说法，领导就是服务。既然是服务，服务与被服务，至少应是平等的。但事实上，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在领导和领导机关眼里，民众永远是下面，是管制的对象。通常干部去农村、进工厂，都是说“下去”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在文字上钻牛角尖，事实上这就说明在潜意识里领导和领导机关就是把自己放在百姓上面。
汉语里有两句话，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可以很好地解释历代统治者同民众的关系。天下是好汉们打下来的，江山当然由好汉们来坐。似乎这已是天经地义。江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如果统治者都像成吉思汗，动辄屠城，杀尽天下百姓，空有大好江山，他们也没什么好坐的。
伊渡：你这个说法很生动，自古以来官民关系的确如此。别说皇帝坐天下，就连方面大员、封疆大吏都叫坐镇一方。他们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百姓。
王跃文：我们不妨来说说屁股。如果文雅些，应该把屁股说成臀部。可是，我敢打赌，大多数人想到这个部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词肯定是屁股，而不是臀部。同样是碳水化合物，肉长在不同的地方，竟分出高下贵贱来。可见人的虚伪或市侩无处不在，乃至不能公平地对待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肉。既然如此，要让人公平地对待别人，当然不太容易了。
伊渡：是啊，齐生死，等贵贱，似乎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王跃文：但很多最高统治者在金銮宝殿上坐久了，就会自我膨胀，自命圣人。古代很多皇帝死后追封谥号都会用“圣”字。我们这会儿不讨论圣人，只说屁股。初看起来，好像屁股由精神到肉体都彻底地被歧视。腹中浊恶，喷薄而出，本与屁股无关，偏要诬赖为屁。屁股就莫名其妙地有了臭与脏的精神形象。想把谁往不堪里说，就说他“算个屁”！谁说话不中听，就是“放狗屁”！事不关己，就是“关我屁事”！如此种种，都是对屁股的精神虐待。要责罚人，也是打屁股。自古至今最日常的责人之法都是打屁股，而古时候打屁股还是正而八经的刑罚。
伊渡：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脖子因为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能够弯曲，发明了磕头；屁股因为肉多，发明了打屁股。这是中国式的智慧，是国粹。
王跃文：屁股只要存在着，总有被打的危险。自然法则是用进废退，物竞天择。怎么就不见屁股争口气，稍稍进化些，长出犄角或坚甲，挨打的时候也许好受些；或者干脆长出两个拳头，也去打打别人，以雪千万年羞耻。然而，屁股竟是这般无用，肥嘟嘟呆板板沉默不语，哪怕忍不住放屁，也是惟恐有人听见，尽量遮掩着。真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我们只要想到“坐江山”三个字，就明白屁股为什么甘愿做屁股了。原来天下诸多好事，终究是要屁股来受用的。屁股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坐。而坐，很多时候不但是享受，而且是待遇、身份、地位的象征。与尊者相对，尊者坐，贱者立。尊者让你坐下，你就欣欣然，陶陶然。你去做客，主人首先就是请你坐下。如果主人只让你站着，几句话就打发走人，你会很没有面子。那等堂而皇之的场面，坐就更有讲究了。坐主席台上还是坐主席台下，坐前排还是坐后排，坐左边还是坐右边，坐中间还是坐角落，位置不同，天壤之别。很多人就为着屁股能往哪块地儿上放，费尽心机，使尽伎俩，甚至连小命都搭上。他们终其一生的奋斗，都是为着屁股。看人贵贱，明里看脸面，实是看屁股。屁股下有无专役之物，人就分出了尊卑贵贱。尊者贵者，坐位便是宝座，别人不敢觊觎；车马便是坐车坐骑，专供一人独享，别人不得眼红。屁股之尊，直逼九五。千古英雄纷争，狼烟不断，干戈铿锵，血流成河，白骨如山，无非是有人想把自己的屁股往龙椅上贴！
伊渡：纵观当今世界大势，国家越是贫穷，政局越是动荡，官员越是腐败，反过来就会陷入更深沉的贫穷。这些国家抢龙椅的人更多。
王跃文：抢龙椅手段有高低，有人血战终生，有人不战而胜。有的人看上去无所作为，实际上虎视眈眈。这种人想要表现无为之状，竟然也靠屁股发言，叫做坐山观虎斗。不充英雄，袖手旁观，总没错吧？但是，一屁股坐在那里看别人杀得昏天黑地的，绝非良善之辈。他们看上去深藏不露，韬光养晦，其实是静候良机、蓄势待发。而他们最后的所谓“发”照样是靠屁股说话：坐收渔利，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直至坐上江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到最高处，又是屁股出来威风，这就叫做坐大。凡坐大者，若是流氓，则出入招摇，马崽喝道，杀伐无忌，自称义士；若是教主，则旌幡扬扬，装神弄鬼，满口谎话，竟为教义；若是政客，则金口玉牙，蛮不讲理，狂语梦呓，亦成圣旨。
伊渡：说到底，人的贵贱，就看屁股的贵贱。高贵的屁股坐百姓，而百姓的屁股则是专门预备着挨打的。
王跃文：最高贵的屁股，自然是帝王们的屁股，他们的屁股坐江山、坐龙椅。说到龙椅，我又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却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以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可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伊渡：我没有见过袁世凯的龙椅，想必肯定有些不伦不类。
王跃文：我也没见过，但是有位终身供职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龙椅背上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
伊渡：稻草？真是匪夷所思！
王跃文：生活本身永远超过作家的想像力。故宫博物院为了修复那张明清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像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那真是神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像，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伊渡：我还真是怀疑。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往龙椅里塞稻草，那可是杀头的罪啊！
王跃文：但是，稻草毕竟塞进龙椅里去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儿，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儿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儿吧！玩儿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伊渡：我都替他们担心，万一稻草从龙椅里钻出来了怎么办？
王跃文：你多虑了。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伊渡：袁世凯可不是吃素的，替他造龙椅的那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
王跃文：我想，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伊渡：皇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他得靠大家帮忙。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百官只会俯首贴耳，但君臣之间私下是有默契的。谁都别玩儿过了火，否则，要么君不再是君，要么臣不再是臣。
王跃文：所以，古代所谓英明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和稀泥。康熙就是位和稀泥的高手。他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曾对大学士们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说，治国宜宽，宽则得众。若吹毛求疵，天下岂有完人？康熙还举例说，赵申乔任湖南巡抚的时候，大小官员都被他参劾过，难道全省没有一个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张鹏翮居官很清廉，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曾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居官也清廉，但他刻了那么多书，而刻一部书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只是朕不追究而已。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追究！
伊渡：几年前在媒体曝光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贪污案，其实早被一位香港记者发现端倪。慕绥新为了宣扬自己的政绩，邀请大批记者前往沈阳采写新闻。大陆记者多是懂得游戏规则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一般不会乱说。可是这位香港记者偏偏不按牌理出牌，盯上了慕市长的一身“行头”从衬衫、领带、西服、皮带到皮鞋，全是世界名牌，粗略估算也值几万港元。回港之后，这位记者在报道中提出疑问：内地市长的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慕绥新如何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按照大陆人的观念，正像当年康熙说的，那位香港记者是在吹毛求疵。
王跃文：最近见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布什戴的手表只值五十美金。我觉得这丝毫不是丑闻。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说明布什清廉或者贪污。但是，如果有谁愿意把查办慕绥新案作为经验，光从领导干部日常生活查起，不知要查出多少贪官。他们抽的烟、喝的酒、穿的、住的、用的，工资是远远供不起的。也许应该发明一个新名词，叫“日常腐败”日常腐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然中国处处是洪洞县了。
我读了康熙那番话，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官员清廉与否，皇帝其实都是知道的。似乎康熙也并不在乎官员是否真的清廉，只要大方面说得过去就行了。康熙提到的几位官员，在历史上都有清名，而最清廉的是赵申乔。偏是这个赵申乔，康熙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有回，康熙又同大臣们说起赵申乔的清廉，这位英明天子并不以为然，说道，朕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但作为封疆大吏，要说他一清二白，朕未必相信！倒是对明知其多少有些贪行的张鹏翮、张伯行，康熙反倒宽宏多了。就我所读到的清史资料，康熙对这两位“张清官”颇多赞赏。
伊渡：我也从有关史料上知道，康熙表面上很憎恨贪污腐败，曾经说过，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但事实上，康熙往往是嘴上说得严格，下手却很软。特别是到了康熙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已不可救药了。
王跃文：康熙朝被史学界称誉较多，但并不妨碍它出产贪官。贪官并不一定都会倒霉的。索额图和明珠都贪，索额图死于监牢，明珠得享天年。徐乾学和高士奇也都贪，徐被皇上罢斥永不叙用，高告老还乡仍被召回。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因贪污被参劾，论罪处斩了。原来康熙说，赵申乔确实清廉，但他养的这个儿子太贪了，应按律处斩！不能臆断康熙杀赵凤诏的真实动机，但他并不喜欢赵申乔这个清官，应是事实。康熙曾责怪赵申乔教子不严，赵便上书，称自己“不能教子、求赐罢斥”！康熙看了他的折子，龙颜大怒：“今阅赵申乔所奏，其词意愤激，殊非大臣之体。”当时的赵申乔是户部尚书，因失大臣之体，挨了处分，戴罪留用。
伊渡：当时有个封疆大吏噶礼也很贪，而且屡次陷害忠良，康熙多次包庇他。直等到噶礼自己母亲出面抗告他有弑母大罪，康熙才下令惩办。但也没有按律处斩，只是令他自尽。
王跃文：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就是噶礼的走狗，帮着噶礼敛财。赵凤诏处斩，应是死有余辜。他的老子赵申乔是否真的清廉，也不必再去辩护。况且清官多酷，也有不是之处。就说赵申乔，他在湖南巡抚任上，把所有官员都参了，实在有些过分。奇怪的是康熙对官员之好恶，同他们官品之优劣，并没有多大关系。
伊渡：帝王时代，国法就是家法，皇帝就是家长。皇帝杀谁不杀谁，只看他的心情。
王跃文：的确如此。说桩公案，便知康熙如何英明了。李光地和陈梦雷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当时李陈二人正在老家告假，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清廷，告知耿精忠造反的详细情况。可李光地是个夺情卖友之人，上“蜡丸书”时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陈梦雷便成了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李光地却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非但不救陈梦雷，反而落井下石。陈梦雷很是愤恨，屡屡上告，终无结果。多年之后，闹得康熙都知道了，就在巡视关外时，召见了陈梦雷。康熙却并不想昭雪冤情，而是挑唆陈梦雷说出李光地的不忠之处。陈梦雷倒是个君子，任康熙如何暗示、胁迫，他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若是常人，即使不为陈梦雷的厚道感动，也应为李光地的忠诚而欣慰。可康熙恰恰不是常人，他是皇帝。他非常失望，而且气愤，斥退陈梦雷，怒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原来，这时的康熙想整李光地了，只是治罪无凭。皇帝想治别人的罪，本可不用理由，但若能有些把柄，毕竟方便些。可见，皇帝用人整人，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也不关乎国法纲纪。
伊渡：想到这几年有些影视剧把康熙吹到天上去了，真是笑话。
王跃文：康熙在位六十年，平三藩、安四边、收台湾、治河工，的确功勋卓著。但这位英明天子在吏治方面，一直是和稀泥。有位巡抚去江苏赴任，面辞康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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