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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学校就放月假，而上午第四节课刚好有我的课。
我已经作好了学生心不在焉的思想准备，暗暗的告诉自己就算今天有学生不太认真，我也会原谅他。
上课铃已经响了，但是学生正在做眼保健操。我走到教室门口，发现有几个平时成绩偏差的男生仍在走廊上窃窃私语。没有理会到我的出现，也许正在讨论放假后如何安排的事宜。像这种情况平时是很少见的，但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实话，在这种寄宿制学校中，每个月一次的假日对于学生而言简直比要过年还要兴奋。因为，他们知道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眼保健操即将结束的时候，那几位学生终于准备要进教室。此时，我已经站在讲台上。他们似乎对我的存在不太感兴趣。旁若无人一般的，他们随便的走进了教室并且安然的坐了下来。没有用眼睛看一下讲台上的我，也没有说什么“报告”之类的套话。也许他们觉得这已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和地盘，有一种由衷的心安理得之感。我本来打算不计较他们的这样一种稍显无礼的状态，早点开始进入我的课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想说“让我们开始上课”的一刹那，我居然喊出了一声“请刚才进来的几位同学马上帮我出去！”如五雷轰顶一般，学生和教室中的一切瞬间凝固。
在我那如凶神恶煞般的神情与近乎恐怖的教室气氛中，几位高一的学生终于屈服于老师的淫威之下。他们终于乖乖的出去了。
这一切只在两分钟之内完成。
这节课在离下课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我就提前放学了。理由是学生已经“归心似箭”但是当学生已经彻底放松之后，我的神经却一直紧绷着。到底今天的这一举动是对是错，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我开始给自己进行一场审判。
平心而论，当我也是学生的时候，我非常讨厌这种性情粗暴的老师，对他们常常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我更喜欢那种才华横溢而又性情温柔敦厚的老师。这也是我理想中的一种境界。在阅读了一系列教育学、心理学著作之后，多多少少也认识到“民主”和“平等”在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平时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是反复和学生强调“民主”“科学”和“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这一举动难道不是恰恰与这一切而背道而驰吗？这不正是又一种专制和霸道的典型体现吗？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经常向学生灌输“民主”与“科学”理念的人其实有时恰恰正是专制的实施者，这不正是“满嘴的仁义道德者却是满腹的男盗女娼”？或者与那些台上大力提倡反腐，而台下伸手不断的贪官有和区别？我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之间。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是我原本就是这样？我开始剖析自己人性中最为阴暗的一面之所以产生的一切理由。
首先，我是在这种家长制环境中长大的。尽管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但也恰好遭遇到“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沈从文小说中讲述的那一种真正意义上淳朴的农民。他们会占小便宜，他们有些欺软怕硬，他们有些“摆架子”这一切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我至少十几年的光阴，直到高中以后，才长时间离开父母过学校生活。所以，我觉得尽管自己接收过高等教育，但是骨子里难免会有一种无法抹去的小生产者意识。所以才会把教室和课堂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其次，长期以来我在学校中接受的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教育。欣赏“优秀的人”轻视“落后分子”当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由于自己成绩一直稳居上游，所以和老师以及所谓“优秀的同学”玩的较好，而对于平时总受老师批评的同学则保持一种“虽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后来自己选择“师范”之后，已经意识到这种人为的划分“优等生”和“差生”的做法实质上是对一部分学生人生的残害。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潜意识中我的那一种“重优轻劣”又何时才能根除呢？
再次，学校的文化传统告诉了我可以严格的执行“师道尊严”而学校的现有领导则垂范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可行性。有句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一所学校，学生听老师的，而老师看领导的。老师对学生是否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领导对老师是否民主和平等；而领导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又会直接影响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们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培养了无数英才。但也正因为是老校，所以在拥有着宝贵的历史财富的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长期以来的封建等级观念，论资排辈的意识直到今天屡见不鲜。校长在常会当中经常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甚至公然宣称：“领导你们这样的老师对我来说暂时还是绰绰有余的”如此校园文化怎能容纳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最后，像我这种出生于80后的属于独生子女一代的教师身上，难免也会有一些骄横无礼的天性。在对与错之间，在是与非之间缺乏一种应有的宽容和理解。这也许也是制造自己此次“粗暴事件”的又一原因吧。
当学生被轰出教室之后，他们其实也并未乖乖的站在那里受罚，而是趁机偷偷的溜走提前回家了。但我已经打算不在追究下去。相反，我决定要跟他们好好的道歉。也许，这也算是对自己良心的一次默默的忏悔吧。
下午学校就放月假，而上午第四节课刚好有我的课。
我已经作好了学生心不在焉的思想准备，暗暗的告诉自己就算今天有学生不太认真，我也会原谅他。
上课铃已经响了，但是学生正在做眼保健操。我走到教室门口，发现有几个平时成绩偏差的男生仍在走廊上窃窃私语。没有理会到我的出现，也许正在讨论放假后如何安排的事宜。像这种情况平时是很少见的，但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实话，在这种寄宿制学校中，每个月一次的假日对于学生而言简直比要过年还要兴奋。因为，他们知道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眼保健操即将结束的时候，那几位学生终于准备要进教室。此时，我已经站在讲台上。他们似乎对我的存在不太感兴趣。旁若无人一般的，他们随便的走进了教室并且安然的坐了下来。没有用眼睛看一下讲台上的我，也没有说什么“报告”之类的套话。也许他们觉得这已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和地盘，有一种由衷的心安理得之感。我本来打算不计较他们的这样一种稍显无礼的状态，早点开始进入我的课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想说“让我们开始上课”的一刹那，我居然喊出了一声“请刚才进来的几位同学马上帮我出去！”如五雷轰顶一般，学生和教室中的一切瞬间凝固。
在我那如凶神恶煞般的神情与近乎恐怖的教室气氛中，几位高一的学生终于屈服于老师的淫威之下。他们终于乖乖的出去了。
这一切只在两分钟之内完成。
这节课在离下课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我就提前放学了。理由是学生已经“归心似箭”但是当学生已经彻底放松之后，我的神经却一直紧绷着。到底今天的这一举动是对是错，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我开始给自己进行一场审判。
平心而论，当我也是学生的时候，我非常讨厌这种性情粗暴的老师，对他们常常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我更喜欢那种才华横溢而又性情温柔敦厚的老师。这也是我理想中的一种境界。在阅读了一系列教育学、心理学著作之后，多多少少也认识到“民主”和“平等”在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平时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是反复和学生强调“民主”“科学”和“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这一举动难道不是恰恰与这一切而背道而驰吗？这不正是又一种专制和霸道的典型体现吗？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经常向学生灌输“民主”与“科学”理念的人其实有时恰恰正是专制的实施者，这不正是“满嘴的仁义道德者却是满腹的男盗女娼”？或者与那些台上大力提倡反腐，而台下伸手不断的贪官有和区别？我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之间。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是我原本就是这样？我开始剖析自己人性中最为阴暗的一面之所以产生的一切理由。
首先，我是在这种家长制环境中长大的。尽管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但也恰好遭遇到“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沈从文小说中讲述的那一种真正意义上淳朴的农民。他们会占小便宜，他们有些欺软怕硬，他们有些“摆架子”这一切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我至少十几年的光阴，直到高中以后，才长时间离开父母过学校生活。所以，我觉得尽管自己接收过高等教育，但是骨子里难免会有一种无法抹去的小生产者意识。所以才会把教室和课堂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其次，长期以来我在学校中接受的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教育。欣赏“优秀的人”轻视“落后分子”当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由于自己成绩一直稳居上游，所以和老师以及所谓“优秀的同学”玩的较好，而对于平时总受老师批评的同学则保持一种“虽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后来自己选择“师范”之后，已经意识到这种人为的划分“优等生”和“差生”的做法实质上是对一部分学生人生的残害。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潜意识中我的那一种“重优轻劣”又何时才能根除呢？
再次，学校的文化传统告诉了我可以严格的执行“师道尊严”而学校的现有领导则垂范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可行性。有句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一所学校，学生听老师的，而老师看领导的。老师对学生是否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领导对老师是否民主和平等；而领导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又会直接影响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们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培养了无数英才。但也正因为是老校，所以在拥有着宝贵的历史财富的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长期以来的封建等级观念，论资排辈的意识直到今天屡见不鲜。校长在常会当中经常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甚至公然宣称：“领导你们这样的老师对我来说暂时还是绰绰有余的”如此校园文化怎能容纳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最后，像我这种出生于80后的属于独生子女一代的教师身上，难免也会有一些骄横无礼的天性。在对与错之间，在是与非之间缺乏一种应有的宽容和理解。这也许也是制造自己此次“粗暴事件”的又一原因吧。
当学生被轰出教室之后，他们其实也并未乖乖的站在那里受罚，而是趁机偷偷的溜走提前回家了。但我已经打算不在追究下去。相反，我决定要跟他们好好的道歉。也许，这也算是对自己良心的一次默默的忏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