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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损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一个时代也就随着远去的流水而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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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魏风华,来源于凤凰网。一切版权属于原作者,无责任百度之。
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损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一个时代也就随着远去的流水而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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