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5章 聚焦中国“富二代”(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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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对，英国跟美国就是用社会大众判案，谁定罪呢？不是法官定罪，法官就坐在旁边指挥指挥，保证一下这个程序没出错，他干这个事的，真正判案的是谁？是社会大众，陪审团找的人都是社会大众。到最后司法权力也回到社会大众，保证公平，也就是说社会大众的意见成为社会的主导。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民为本”。我并不是想呼吁我们也搞陪审团制度，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想告诉各位，陪审团也好，大众持股公司也好，它们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解决权力和财富挂钩所造成的弊端。
我相信江苏省他们也是担忧他们的民营企业出了问题之后，老百姓不能变得更富裕。所以大家这个担忧是有的，只是说非常凌乱，大家不晓得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主轴。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各位，权力是存在的，这不可怕，财富也是存在的，这也不可怕，我们也不用担心“富二代”他为非作歹，我们自有法律会对付他。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化解老百姓对它的担忧。我觉得我们目前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加在一起走向藏富于民跟以民为本，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牧笛：这个问题欧美用了几个世纪来解决，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太短了，你像第一批的民营企业家，最远也就追溯到1978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首先没有经历过一个由富到贵的积淀，另外一个再加上“富一代”的这种合法性还在被质疑，刚才说到原罪，包括咱们之前聊到有钱人对公共产品的掠夺。
郎咸平：而且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和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那么这种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也就是我们这里一再谈到的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王牧笛：所以说当你“富一代”的合法性没有被社会民意完全认可，“富二代”你们又飙车又炫富，那怎么能不妖魔化你们呢？
财富应该如何传承
你发现财产继承制度一定会对一个民族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不可以不谨慎。
闫肖锋：我是觉得“富二代”要建立自己跟国际接轨的世界观，没有必要去拷贝他父辈那套关系学的东西，他们应该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创造财富。这是他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被其他人赞誉，或者自己能够立得住的一个起点。
王牧笛：而且这个群体我们确实也不能贴个标签就了事，不能一棒子打死，这里面有飙车族，也有李泽楷这样的。
郎咸平：你说他是好的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王牧笛：就是如果按类型分类的话，有纨绔子弟、败家子型，也有中规中矩、低调处事、合法经营型的。
郎咸平：那不是李泽楷，那是别人。
闫肖锋：李泽楷跟他父亲（李嘉诚）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比如说他父亲经常是到酒店吃完饭以后，还要把他没吃完的半口玉米饼打包，还会在路上吃。李泽楷不会这样的，他更多的是跟女明星的绯闻，他世界观已经完全不一样，他的商业模式也不一样，现在他是做概念做这个数码港。所以一代有一代的商业语言，这个是不能强求的。我觉得对于内地的这些“富二代”，还是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还是应该分门别类。像三一重工梁稳根的儿子，当时是被老爹赶着鸭子上架，但是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他很多观点、很多想法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
王牧笛：包括你看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从国外镀金回来之后，刘永好告诉她，十年不许跟媒体接触，不许在媒体前露面，低调做事，好好经营公司。
闫肖锋：所以应该分门别类来看这个问题。
王牧笛：但是财富的代际传承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能力的传承，这好像是个很难的事情。
郎咸平：而且这个问题的处理到最后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我举个例子，欧洲是长子继承制，中国是推恩制度，什么叫推恩制度呢？一块土地，我有5个儿子，就各分20%，一人分五分之一，所以这个土地是越变越小。欧洲不是，它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这个土地会传给一个人。那么到了近代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呢？那就是推恩制度之下土地太小了，无法形成适当的资本积累，因为资本积累一定要有庞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欧洲开始发达，而不在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其中长子继承制是原因之一。
闫肖锋：日本也是长子继承制。
王牧笛：所以你看日本大的家族企业很多，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就在日本，有1400年了，还有好多企业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
郎咸平：日本它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子继承制的问题。举个例子，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它是武士、贵族控制一块土地，那么假设是10个武士控制一块土地，养着1000个农民。万一暴动怎么办？10个武士可不是1000人的对手，那么他们就找了10块土地。每个土地都是10个武士，每个土地也都有1000个农民，当一块土地出事的时候，其他90个武士跑来帮这10个武士，因此变成100个武士对付1000个农民，这就没问题了。因此从幕府时代开始土地就是变成“交叉持股”，就是我们互相持有十分之一，到时候出了问题，你们就来帮哥们一下，这样一块土地就切成了1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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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对，英国跟美国就是用社会大众判案，谁定罪呢？不是法官定罪，法官就坐在旁边指挥指挥，保证一下这个程序没出错，他干这个事的，真正判案的是谁？是社会大众，陪审团找的人都是社会大众。到最后司法权力也回到社会大众，保证公平，也就是说社会大众的意见成为社会的主导。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民为本”。我并不是想呼吁我们也搞陪审团制度，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想告诉各位，陪审团也好，大众持股公司也好，它们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解决权力和财富挂钩所造成的弊端。
我相信江苏省他们也是担忧他们的民营企业出了问题之后，老百姓不能变得更富裕。所以大家这个担忧是有的，只是说非常凌乱，大家不晓得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主轴。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各位，权力是存在的，这不可怕，财富也是存在的，这也不可怕，我们也不用担心“富二代”他为非作歹，我们自有法律会对付他。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化解老百姓对它的担忧。我觉得我们目前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加在一起走向藏富于民跟以民为本，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牧笛：这个问题欧美用了几个世纪来解决，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太短了，你像第一批的民营企业家，最远也就追溯到1978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首先没有经历过一个由富到贵的积淀，另外一个再加上“富一代”的这种合法性还在被质疑，刚才说到原罪，包括咱们之前聊到有钱人对公共产品的掠夺。
郎咸平：而且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和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那么这种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也就是我们这里一再谈到的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王牧笛：所以说当你“富一代”的合法性没有被社会民意完全认可，“富二代”你们又飙车又炫富，那怎么能不妖魔化你们呢？
财富应该如何传承
你发现财产继承制度一定会对一个民族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不可以不谨慎。
闫肖锋：我是觉得“富二代”要建立自己跟国际接轨的世界观，没有必要去拷贝他父辈那套关系学的东西，他们应该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创造财富。这是他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被其他人赞誉，或者自己能够立得住的一个起点。
王牧笛：而且这个群体我们确实也不能贴个标签就了事，不能一棒子打死，这里面有飙车族，也有李泽楷这样的。
郎咸平：你说他是好的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王牧笛：就是如果按类型分类的话，有纨绔子弟、败家子型，也有中规中矩、低调处事、合法经营型的。
郎咸平：那不是李泽楷，那是别人。
闫肖锋：李泽楷跟他父亲（李嘉诚）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比如说他父亲经常是到酒店吃完饭以后，还要把他没吃完的半口玉米饼打包，还会在路上吃。李泽楷不会这样的，他更多的是跟女明星的绯闻，他世界观已经完全不一样，他的商业模式也不一样，现在他是做概念做这个数码港。所以一代有一代的商业语言，这个是不能强求的。我觉得对于内地的这些“富二代”，还是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还是应该分门别类。像三一重工梁稳根的儿子，当时是被老爹赶着鸭子上架，但是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他很多观点、很多想法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
王牧笛：包括你看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从国外镀金回来之后，刘永好告诉她，十年不许跟媒体接触，不许在媒体前露面，低调做事，好好经营公司。
闫肖锋：所以应该分门别类来看这个问题。
王牧笛：但是财富的代际传承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能力的传承，这好像是个很难的事情。
郎咸平：而且这个问题的处理到最后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我举个例子，欧洲是长子继承制，中国是推恩制度，什么叫推恩制度呢？一块土地，我有5个儿子，就各分20%，一人分五分之一，所以这个土地是越变越小。欧洲不是，它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这个土地会传给一个人。那么到了近代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呢？那就是推恩制度之下土地太小了，无法形成适当的资本积累，因为资本积累一定要有庞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欧洲开始发达，而不在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其中长子继承制是原因之一。
闫肖锋：日本也是长子继承制。
王牧笛：所以你看日本大的家族企业很多，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就在日本，有1400年了，还有好多企业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
郎咸平：日本它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子继承制的问题。举个例子，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它是武士、贵族控制一块土地，那么假设是10个武士控制一块土地，养着1000个农民。万一暴动怎么办？10个武士可不是1000人的对手，那么他们就找了10块土地。每个土地都是10个武士，每个土地也都有1000个农民，当一块土地出事的时候，其他90个武士跑来帮这10个武士，因此变成100个武士对付1000个农民，这就没问题了。因此从幕府时代开始土地就是变成“交叉持股”，就是我们互相持有十分之一，到时候出了问题，你们就来帮哥们一下，这样一块土地就切成了1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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