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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洗了手，去拿墙上挂着的毛巾擦手，一愣。好多年前我回家时，母亲给我一张洗脸的墨绿色的毛巾。没想到母亲也有一条。我把毛巾放回原处。镜子前有母亲的牙刷，用得刷毛往左边倒。我拿在手里，往右边摸，想象母亲站在镜子前漱口的样子，她先把假牙取下，仔细刷牙后，再清理假牙，把假牙泡在水里。我放回牙刷，又把歪斜的牙刷扶正。
是呀，只要我拉开门走出去，就会看见母亲坐在那儿吃饭，听儿女们说话。母亲还在，没有死。
客厅传来他们的笑声，远比听到他们的哭声，让我感动。我期待好久，甚至从童年开始，就盼望有一天，家里出现如此的晚饭气氛，父母坐在中间，兄弟姐妹亲密无间。如今父母都走了，这一刻才来。
我看着这个不大的卫生间，每一寸地每一团空气都印着母亲的身影，充满母亲的气味和声音。洗面盆上端的镜子当年摔坏过一次，裂了口，我专门跑了一趟石桥百货公司，买了一面大一些的镜子。看看镜子里的我，是那样悲痛，压抑着胸中的不平！想一想母亲，她哪是母亲，还不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不，她是整个家里的罪人。她从现实世界逃开，回到了过去年代，到江边捡垃圾。她从陡峭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摔下去，滚了好几圈摔到江边，一身是伤，右眼帘上的伤好后还留下疤痕。母亲躺在那儿，嗡嗡叫的苍蝇围着她脸飞，不省人事，隔了许久才被人发现。
家里人送她到医院。医院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给外伤消了毒，就让母亲回家休养。母亲脖子痛，胳膊筋痛。实在受不了时，她叫出声。
“你叫什么呀，自作自受！”他们骂母亲丢人现眼，让他们成了众人话柄，说是虐待老妈，没尽孝道之心，要遭天雷报应。他们找出母亲捡垃圾的袋子，统统扔掉。“你真是老不成器，越活越不像话，越活越自私，只顾自己，不晓得儿女感受！”
母亲咬着牙，不敢出声。她蜷缩着身体，不敢看人。母亲也许只能躲在卫生间这个小角落里哭泣。她的双肩在抽动，头发全遮住她悲伤的脸。我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她在轮渡口，要找她爱的人，可是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她怎么可以找到他呢？母亲迷失在长江大桥上那种绝望，她都不敢求助于我，可以想象她的心有多么卑微！也许在她的意识里，我根本就是一个小胚胎，在她的子宫里，她怀着我，我还未出生，她得忍受一切，为了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天，那位记者不知靠了什么力量，启开了母亲的嘴。母亲说，在那个饥饿年代，她挺着一个大肚子，那是她的六姑娘，怀着时，没啥营养的吃，动过好几次红，生怕流产，她战战兢兢数着天日过。最后一次是动红太厉害，她怕生在家里是个死胎，心一横，坐了轮渡去了城中心的妇产科医院。医生检查说，严重缺营养，母亲羊水不够多，不能延误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可能没命。医生马上打催产针，让孩子生下来。“她真是来之不易！”母亲喃喃地说，“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那样做！若有来生，我与她成为母女，我会把这辈子不曾给过她的东西，统统给她。”
母亲可以习惯灾难，忍受灾难，甚至有时是逆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干，可是她不能对她亲生的儿女做任何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多少年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母亲幸福晚年的版本，也何尝不是母亲的意思。那么我应该让他们明白我已知晓母亲不幸晚年的版本吗？起码可以还原母亲生活的真相，把每一桩她受虐待遭欺负的事，都摆出来，问个清楚？替母亲叫个屈，抱不平？
起码可以到客厅里，把我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亮给他们看？
不，我不能。如果我把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留的照片拿在手中，我更愿意撕碎全家福那张。这么做会将我所有的恨撕掉。我没有资格指责他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母亲养大我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一个春节回家，我除了少得可怜的几个生日是和她度过，我自己的生日却从未和母亲度过，十八岁前不过生日，之后也不过。三十六岁之后，我开始使生日过得与以往不同，渐渐地，我庆祝生日了。可是一次也未想起该和母亲过，该向母亲表示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相比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们，我只是用写字得来的稿费，给母亲和他们。可是我人在哪里，母亲最需要的是我在她身边，和她说说话，揉揉背，带她吃西餐，看看戏，一起到江边散步，或到公园里坐坐，带她去名山大湖，读书给她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不屑我对家里的贡献，钱能表明你尽了力吗？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私，我把时间留给自己，我用钱买到自己的自由，不必和母亲的生病年老性格变化等问题打交道，母亲住医院多少次，我一次也未在病床前服侍她。只有一次，我给母亲洗澡，我清楚她身上每一部位，每一处受伤的印记，哪怕是小时在老家乡下被蛇咬过的疤，如同她清楚我身体一样，我扶她走到卫生间，替她洗澡擦背。那是她得了肺癌。我陪她吃陪她睡，给她配药，陪她喝药，听她讲从前事。母亲也因之痊愈。但之后呢，我就把母亲丢给了他们。
我不能就像个家里的法官一样来对他们审判，该审判的是我自己。
我有一年回重庆，记起来，不是太久，应该是在2005年10月，我从北京飞重庆参加新一家杂志的讨论会，谈城市与规划，住在江北一个饭店里。那两天我没有回南岸，会议结束，我转道去一所大学演讲，为的是满足好奇心，看一眼在那儿教书的丈夫的新情人，再折回重庆，我就得飞走了。时间不够，二姐建议三哥带着母亲来城中心。我坐在二姐家里等母亲。一等二等都不见母亲影子，终于，三哥三嫂带着母亲来了，走得气喘吁吁，一身是汗。我埋怨他们来晚。结果三哥说，出租车过不了长江大桥，那儿有群众在桥上拉着横幅在示威，全是警察，交通堵塞。
他们没法只得从大桥上走过来，过桥也打不到出租，也坐不到公共汽车，沿途都有游行的人。母亲走不快，走走歇歇，走了四十多分钟。
母亲看着我，说我瘦了，怪我不多吃。
三哥讲了桥上闹事的缘由。区政府贴了告示，要征收地皮，进行旧城改造。居民觉得评估价格太低，很不满意，上书市政府，要求住宅补偿标准能提高。可是没有解决，遭到强制拆迁。有一家人遭到毒打，母亲被送到医院，肚子里的婴儿流产。丈夫被打得肾脏破裂，十岁的儿子腿被打伤。居民们由此愤怒了，才到长江大桥上示威游行。
母亲说，她很难过，但愿菩萨会保佑他们。
我嘴上叫母亲不要难过，心里不是太耐烦。坐了一会儿，看手表，说来不及，得去机场了。我就要走，母亲很不安，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我的六姑娘，不管多远，妈妈都想看你一眼。下次你回重庆，一定得告诉妈妈。”
我说好的。
我连握她的手都没有，连说声抱歉都没有。我可以不去机场，可以去南岸看母亲，也可以留下来陪伴她。可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男人伤了我。可母亲没有伤我，我就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舔自己伤口上的血吗？她是我母亲啊！
我甚至都没发现母亲也很瘦，八十二岁的母亲已临近生命的尾声，只剩下一年时间，她就要离开我了。
客厅... -->>
我洗了手，去拿墙上挂着的毛巾擦手，一愣。好多年前我回家时，母亲给我一张洗脸的墨绿色的毛巾。没想到母亲也有一条。我把毛巾放回原处。镜子前有母亲的牙刷，用得刷毛往左边倒。我拿在手里，往右边摸，想象母亲站在镜子前漱口的样子，她先把假牙取下，仔细刷牙后，再清理假牙，把假牙泡在水里。我放回牙刷，又把歪斜的牙刷扶正。
是呀，只要我拉开门走出去，就会看见母亲坐在那儿吃饭，听儿女们说话。母亲还在，没有死。
客厅传来他们的笑声，远比听到他们的哭声，让我感动。我期待好久，甚至从童年开始，就盼望有一天，家里出现如此的晚饭气氛，父母坐在中间，兄弟姐妹亲密无间。如今父母都走了，这一刻才来。
我看着这个不大的卫生间，每一寸地每一团空气都印着母亲的身影，充满母亲的气味和声音。洗面盆上端的镜子当年摔坏过一次，裂了口，我专门跑了一趟石桥百货公司，买了一面大一些的镜子。看看镜子里的我，是那样悲痛，压抑着胸中的不平！想一想母亲，她哪是母亲，还不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不，她是整个家里的罪人。她从现实世界逃开，回到了过去年代，到江边捡垃圾。她从陡峭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摔下去，滚了好几圈摔到江边，一身是伤，右眼帘上的伤好后还留下疤痕。母亲躺在那儿，嗡嗡叫的苍蝇围着她脸飞，不省人事，隔了许久才被人发现。
家里人送她到医院。医院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给外伤消了毒，就让母亲回家休养。母亲脖子痛，胳膊筋痛。实在受不了时，她叫出声。
“你叫什么呀，自作自受！”他们骂母亲丢人现眼，让他们成了众人话柄，说是虐待老妈，没尽孝道之心，要遭天雷报应。他们找出母亲捡垃圾的袋子，统统扔掉。“你真是老不成器，越活越不像话，越活越自私，只顾自己，不晓得儿女感受！”
母亲咬着牙，不敢出声。她蜷缩着身体，不敢看人。母亲也许只能躲在卫生间这个小角落里哭泣。她的双肩在抽动，头发全遮住她悲伤的脸。我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她在轮渡口，要找她爱的人，可是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她怎么可以找到他呢？母亲迷失在长江大桥上那种绝望，她都不敢求助于我，可以想象她的心有多么卑微！也许在她的意识里，我根本就是一个小胚胎，在她的子宫里，她怀着我，我还未出生，她得忍受一切，为了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天，那位记者不知靠了什么力量，启开了母亲的嘴。母亲说，在那个饥饿年代，她挺着一个大肚子，那是她的六姑娘，怀着时，没啥营养的吃，动过好几次红，生怕流产，她战战兢兢数着天日过。最后一次是动红太厉害，她怕生在家里是个死胎，心一横，坐了轮渡去了城中心的妇产科医院。医生检查说，严重缺营养，母亲羊水不够多，不能延误了，否则大人小孩都可能没命。医生马上打催产针，让孩子生下来。“她真是来之不易！”母亲喃喃地说，“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那样做！若有来生，我与她成为母女，我会把这辈子不曾给过她的东西，统统给她。”
母亲可以习惯灾难，忍受灾难，甚至有时是逆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干，可是她不能对她亲生的儿女做任何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多少年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母亲幸福晚年的版本，也何尝不是母亲的意思。那么我应该让他们明白我已知晓母亲不幸晚年的版本吗？起码可以还原母亲生活的真相，把每一桩她受虐待遭欺负的事，都摆出来，问个清楚？替母亲叫个屈，抱不平？
起码可以到客厅里，把我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亮给他们看？
不，我不能。如果我把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留的照片拿在手中，我更愿意撕碎全家福那张。这么做会将我所有的恨撕掉。我没有资格指责他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母亲养大我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一个春节回家，我除了少得可怜的几个生日是和她度过，我自己的生日却从未和母亲度过，十八岁前不过生日，之后也不过。三十六岁之后，我开始使生日过得与以往不同，渐渐地，我庆祝生日了。可是一次也未想起该和母亲过，该向母亲表示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相比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们，我只是用写字得来的稿费，给母亲和他们。可是我人在哪里，母亲最需要的是我在她身边，和她说说话，揉揉背，带她吃西餐，看看戏，一起到江边散步，或到公园里坐坐，带她去名山大湖，读书给她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不屑我对家里的贡献，钱能表明你尽了力吗？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私，我把时间留给自己，我用钱买到自己的自由，不必和母亲的生病年老性格变化等问题打交道，母亲住医院多少次，我一次也未在病床前服侍她。只有一次，我给母亲洗澡，我清楚她身上每一部位，每一处受伤的印记，哪怕是小时在老家乡下被蛇咬过的疤，如同她清楚我身体一样，我扶她走到卫生间，替她洗澡擦背。那是她得了肺癌。我陪她吃陪她睡，给她配药，陪她喝药，听她讲从前事。母亲也因之痊愈。但之后呢，我就把母亲丢给了他们。
我不能就像个家里的法官一样来对他们审判，该审判的是我自己。
我有一年回重庆，记起来，不是太久，应该是在2005年10月，我从北京飞重庆参加新一家杂志的讨论会，谈城市与规划，住在江北一个饭店里。那两天我没有回南岸，会议结束，我转道去一所大学演讲，为的是满足好奇心，看一眼在那儿教书的丈夫的新情人，再折回重庆，我就得飞走了。时间不够，二姐建议三哥带着母亲来城中心。我坐在二姐家里等母亲。一等二等都不见母亲影子，终于，三哥三嫂带着母亲来了，走得气喘吁吁，一身是汗。我埋怨他们来晚。结果三哥说，出租车过不了长江大桥，那儿有群众在桥上拉着横幅在示威，全是警察，交通堵塞。
他们没法只得从大桥上走过来，过桥也打不到出租，也坐不到公共汽车，沿途都有游行的人。母亲走不快，走走歇歇，走了四十多分钟。
母亲看着我，说我瘦了，怪我不多吃。
三哥讲了桥上闹事的缘由。区政府贴了告示，要征收地皮，进行旧城改造。居民觉得评估价格太低，很不满意，上书市政府，要求住宅补偿标准能提高。可是没有解决，遭到强制拆迁。有一家人遭到毒打，母亲被送到医院，肚子里的婴儿流产。丈夫被打得肾脏破裂，十岁的儿子腿被打伤。居民们由此愤怒了，才到长江大桥上示威游行。
母亲说，她很难过，但愿菩萨会保佑他们。
我嘴上叫母亲不要难过，心里不是太耐烦。坐了一会儿，看手表，说来不及，得去机场了。我就要走，母亲很不安，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我的六姑娘，不管多远，妈妈都想看你一眼。下次你回重庆，一定得告诉妈妈。”
我说好的。
我连握她的手都没有，连说声抱歉都没有。我可以不去机场，可以去南岸看母亲，也可以留下来陪伴她。可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男人伤了我。可母亲没有伤我，我就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舔自己伤口上的血吗？她是我母亲啊！
我甚至都没发现母亲也很瘦，八十二岁的母亲已临近生命的尾声，只剩下一年时间，她就要离开我了。
客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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