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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沃利梅尔累了，他坐到椅子上：
“他是咱们区的一名公证人，不过就跟我跳芭蕾一样，他当公证人也是大外行一个。以前他是个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军级干部，曾在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过，还和曾是骑兵师长、军长的日洛巴一起剿过白匪。他去过察里津、南方阵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院，可惜积劳成疾，年级轻轻地让肺结核击倒了。他从远东来这里，在高加索任过省法院院长、边长法院副院长。结果病情危及生命了，才硬被调到咱们区，他来头不小，因为职务清闲，所以还活着。到这儿后，先是偷偷交给一个政治学校，还请他加入了监察委员会。他是处理疑难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此外，他喜欢打猎，是个无线电迷。他虽然少了一个肺，别人却很难看出他是个病人。他干劲儿很大，估计死去的地方也是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口气尖锐地问：
“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让他比以前还要忙……”
沃利梅尔眯着眼睛，瞥他一眼：
“哈，那么给你一个小组，再加上些别的，别尔谢涅夫也会责问：‘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但对自己却说：‘与其慢慢悠悠拖五年，不如轰轰烈烈干一载。’”
“说的好，我也赞同。不过有时我们确实是在浪费精力。如今明白，这并不是英雄的做法，而是缺少自制力和责任心的表现。一个人无权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要是不蛮干，也许我还能多撑几年。总而言之，就我而言，‘左派幼稚病’是个大危险。”
“嘴上说说罢了。你要是真的能站起来，肯定又会不管不顾大干特干了。”沃利梅尔暗中思量，但没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
两人一见如故，一直待到深夜。别尔谢涅夫离开新伙伴时感觉像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弟。
早上，几个人爬上了屋顶架天线，别尔谢涅夫一边在屋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讲着自己有趣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只能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头发淡黄，眼睛浅蓝，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正好与保尔同他初次见面时想象的一样。
傍晚，三只小信号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放在保尔手里。宇宙里充斥着杂乱的噪音。港口的英尔斯电报机正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一个地方(很明显是近海)发报。就在这片嘈杂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接收到了一个凝重而充满自信的声音：
“请注意，请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音……”
通过这台小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六十个电台的节目。严重伤残阻隔了保尔与外界的联系，但此时此刻，外界的讯息正通过耳机内铁的膜片传播进来。保尔听到了生活强有力的脉博。
望着保尔喜悦的表情，疲惫的别尔谢涅夫由衷地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达雅烦躁地讲着梦话。她经常又紧又冷地很晚才回来，两人不怎么能碰面了。她越积极工作，晚上的空闲就越少。保尔禁不住想到别尔谢涅夫的话：
“要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爱人也是党员，两人就很难见面，这倒是有两个好处：相互不讨厌，也不会吵架，因为没时间！”
他怎么可能去妨碍妻子前进的进程呢？这不正是他原先所期望的吗？以往，达雅把每一个夜晚都用来陪伴他，那时她要更温柔更体贴些。然而她当时只扮演妻子一个角色。现在，她已经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战友了。
他早就有此觉悟：随着达雅的不断成长，她陪伴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他明白这是无法避免且理所应当的。
保尔担起了负责一个小组学习的担子。
于是每天一到晚上，家里又变得热闹非凡了。保尔同一群小青年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时光后，就像充过电一样，又变得精神焕发了。
除此之外的时间保尔用来听收音机。母亲要喂他吃饭，得先想办法摘下他的耳机才行。
靠着收音机，他被失明夺去的东西如今又回来了，他又能学习了。于是，他以一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劲头废寝忘食地学习，忘了身边的一切：忘了频繁发作的高烧和痛楚，忘了因发作而疼痛无比的双眼，忘了残酷无情的命运。
广播带来了喜悦：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风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工作的年轻人，接过了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的青年共产国际的大旗，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好消息让保尔欣喜万分。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是暴风雨，如狼似虎凶猛的暴风刮去了一切，背景是天寒地冻的乌拉尔。在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冬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刺眼的弧光灯的笼罩下，正在高大的建筑物上面安装玻璃。他们战严寒斗风雪，保卫了刚刚建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首批车间。遥想当年，基辅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筑路工地上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比起现在的联合企业，那个筑路工程小多了，国家在一步步走向强盛，人也在不断地成长。
堤坝上的惊涛巨浪冲破了钢闸，吞没了人和机器，又是共青团员们整整两个日夜的奋勇搏斗，连觉都没睡，终于遏制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把肆虐的水流赶进钢闸。冲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最前列的，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而保尔则高兴地在英雄人物的名单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p; 沃利梅尔累了，他坐到椅子上：
“他是咱们区的一名公证人，不过就跟我跳芭蕾一样，他当公证人也是大外行一个。以前他是个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军级干部，曾在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过，还和曾是骑兵师长、军长的日洛巴一起剿过白匪。他去过察里津、南方阵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院，可惜积劳成疾，年级轻轻地让肺结核击倒了。他从远东来这里，在高加索任过省法院院长、边长法院副院长。结果病情危及生命了，才硬被调到咱们区，他来头不小，因为职务清闲，所以还活着。到这儿后，先是偷偷交给一个政治学校，还请他加入了监察委员会。他是处理疑难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此外，他喜欢打猎，是个无线电迷。他虽然少了一个肺，别人却很难看出他是个病人。他干劲儿很大，估计死去的地方也是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口气尖锐地问：
“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让他比以前还要忙……”
沃利梅尔眯着眼睛，瞥他一眼：
“哈，那么给你一个小组，再加上些别的，别尔谢涅夫也会责问：‘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但对自己却说：‘与其慢慢悠悠拖五年，不如轰轰烈烈干一载。’”
“说的好，我也赞同。不过有时我们确实是在浪费精力。如今明白，这并不是英雄的做法，而是缺少自制力和责任心的表现。一个人无权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要是不蛮干，也许我还能多撑几年。总而言之，就我而言，‘左派幼稚病’是个大危险。”
“嘴上说说罢了。你要是真的能站起来，肯定又会不管不顾大干特干了。”沃利梅尔暗中思量，但没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
两人一见如故，一直待到深夜。别尔谢涅夫离开新伙伴时感觉像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弟。
早上，几个人爬上了屋顶架天线，别尔谢涅夫一边在屋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讲着自己有趣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只能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头发淡黄，眼睛浅蓝，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正好与保尔同他初次见面时想象的一样。
傍晚，三只小信号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放在保尔手里。宇宙里充斥着杂乱的噪音。港口的英尔斯电报机正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一个地方(很明显是近海)发报。就在这片嘈杂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接收到了一个凝重而充满自信的声音：
“请注意，请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音……”
通过这台小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六十个电台的节目。严重伤残阻隔了保尔与外界的联系，但此时此刻，外界的讯息正通过耳机内铁的膜片传播进来。保尔听到了生活强有力的脉博。
望着保尔喜悦的表情，疲惫的别尔谢涅夫由衷地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达雅烦躁地讲着梦话。她经常又紧又冷地很晚才回来，两人不怎么能碰面了。她越积极工作，晚上的空闲就越少。保尔禁不住想到别尔谢涅夫的话：
“要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爱人也是党员，两人就很难见面，这倒是有两个好处：相互不讨厌，也不会吵架，因为没时间！”
他怎么可能去妨碍妻子前进的进程呢？这不正是他原先所期望的吗？以往，达雅把每一个夜晚都用来陪伴他，那时她要更温柔更体贴些。然而她当时只扮演妻子一个角色。现在，她已经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战友了。
他早就有此觉悟：随着达雅的不断成长，她陪伴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他明白这是无法避免且理所应当的。
保尔担起了负责一个小组学习的担子。
于是每天一到晚上，家里又变得热闹非凡了。保尔同一群小青年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时光后，就像充过电一样，又变得精神焕发了。
除此之外的时间保尔用来听收音机。母亲要喂他吃饭，得先想办法摘下他的耳机才行。
靠着收音机，他被失明夺去的东西如今又回来了，他又能学习了。于是，他以一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劲头废寝忘食地学习，忘了身边的一切：忘了频繁发作的高烧和痛楚，忘了因发作而疼痛无比的双眼，忘了残酷无情的命运。
广播带来了喜悦：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风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工作的年轻人，接过了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的青年共产国际的大旗，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好消息让保尔欣喜万分。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是暴风雨，如狼似虎凶猛的暴风刮去了一切，背景是天寒地冻的乌拉尔。在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冬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刺眼的弧光灯的笼罩下，正在高大的建筑物上面安装玻璃。他们战严寒斗风雪，保卫了刚刚建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首批车间。遥想当年，基辅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筑路工地上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比起现在的联合企业，那个筑路工程小多了，国家在一步步走向强盛，人也在不断地成长。
堤坝上的惊涛巨浪冲破了钢闸，吞没了人和机器，又是共青团员们整整两个日夜的奋勇搏斗，连觉都没睡，终于遏制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把肆虐的水流赶进钢闸。冲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最前列的，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而保尔则高兴地在英雄人物的名单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