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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
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