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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台湾的,就如此缴了上去。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拚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的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进医院已是高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间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进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小姐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的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头抵在窗口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台湾的,就如此缴了上去。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拚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的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进医院已是高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间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进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小姐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的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头抵在窗口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