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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echo,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子进来了。“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echo分开走,去——”贝尼气狠狠的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的。“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的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经质的笑个不停。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圣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的吹个不停。“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的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家里的必须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的笑闹,有时闷闷的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的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eko,懂了吧!eko、eko!”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的跳。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的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的吞过来。“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echo,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echo,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echo,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子进来了。“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echo分开走,去——”贝尼气狠狠的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的。“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的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经质的笑个不停。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圣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的吹个不停。“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的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家里的必须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的笑闹,有时闷闷的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的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eko,懂了吧!eko、eko!”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的跳。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的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的吞过来。“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echo,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echo,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