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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所以學生對學校多是反感的。當時的社會是舊習慣加上崇洋，崇洋也只是學得架子。而張愛玲文章的新，就在于它有知性的光輝。張愛玲的文章對現狀全是反撥的，惟因寫得柔和，是觀察的不是衝動的，所以看不出來。
而到了朱天文的一輩，則學生已經安于這種制度了。雖有如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至對于知識的憧憬，卻是沒有的。但男女青春是有的。朱天文的小說今尚只是寫的學生生活。她的是文章的素質好，溫厚，和平。她的幾篇小說如“女之甦”、“陌上桑”、“喬太守新記”裏邊寫的男學生與女學生，雖是淺薄而非輕浮，雖然錯誤而無罪惡，寫青春的現實感都寫得很好。他們不知何謂志氣，但是他們沒有到得不認真。朱天文敬虔端正的寫，也使我敬虔端正的讀，乃是在此。
但是我要向朱天文說的是，現在一班青年作家有一個危機，他們對于人事的知識太少，寫青春就有點孤立。現在是成人作家也一般的對人事知識太少，他們知道社會事件而不知道人事，會描寫七情六慾而不知道人生。如此的作品，不管是青年作家的，成人作家的，泛濫得像攝影的多拍多曬，家家都有幾冊照相簿，他人卻誰也不想看。日本今已發生了小說食傷氣味，改行資料記錄式、似小說非小說的作品，但這也是很快會食傷的。現在的作品不知如何的變得與攝影相似，作品應當像畫，好的畫自然量不會多。人世需要簡單、清靜，而活潑富足，這是文章的事。
朱天文與她一輩的青年作家，皆是惟有在今時文學的一大反省中成長。文學是使人明白自己，然后超過自己，與大自然相嬉戲，解脫了生老病死。文學是世界性的，而必有其民族的個性。詩歌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時代的節氣中開拆的聲音，所以文學亦是禮樂之樂。中國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中最高的文學。
朱天文還要用功，可以到得，因為她有天才的兩個素質。她是意真。還有是她的情高。她的小說“仍然在殷勤的閃耀著”裏寫她崇慕一個同班的女生，又一篇小說“怎一個愁字了得”裏寫她崇慕一位老師，皆只是一個意真。而這單純的思慕，是通于對地母亦通于一個人對于前世的與未來世的思慕。亦通于當年多少豪傑對于就在現前的孫文先生的歡喜追隨，只想要走一步跟一步。那種思慕都是為對方，不為自己，而亦沒有比此時更意識著自己。朱天文的做人與她的文章的斤兩是在這裏。
還有她的情高是可從一樁事看出來。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親朱先生來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禮義之人，他是來為搜訪張愛玲的資料。朱天文則只聽我說話，她自己不說。我與朱先生尚未相熟，對方又有禮，我就說話會浮起來，對人不夠誠懇，對己亦不夠真實。朱先生送我一瓶竹葉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說同樣的包袱帶來二枚，一枚送給一位顯官什麼人了，這一枚送給天文小姐。客人辭去后我只覺這一天不對勁兒。果然數日后朱天文寫信給林君（按：胡的學生林慧娥，筆名仙枝），說她見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裏寫道：“那顯官又于我什麼相干！”她說我臉上亦沒有張愛玲說的特徵。我讀信當即很愧歉，覺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對寫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裏又說，這天她穿的衣裝我全不注意，帶來的便當有一樣壽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沒有。這我也覺得是我的不對。但饒是挨了打擊，我卻喜愛那信寫得清潔無禁忌，只顧對林君稱讚。我是因寫這篇文章，今朝在散步中自己反省，想起雪竇說黃檗禪師“凜凜高風不自誇”他反是要對世人抱歉似的，對自己才心裏舒坦了。
常人只覺樣樣東西都是當然的，惟天才的人是像小孩的認真，而于現實的東西每會覺得不對，連曬在階前的太陽都不對似的，叫人委屈，懊惱，詫異，歡喜。此情惟要問天。朱天文的文學者素質，是亦通于哲學者、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天才的素質，亦是政治軍事上開國英雄的素質。朱天文見我，如梁武帝與達摩的見面問：“對朕者何人？”曰：“不識。”不但武帝不識，達摩自己亦不識。朱天文是單她這清潔無禁忌與茫然的感覺，見出了她是個天才者。
因為前面說到舞，這裏我再來說一個。一年秋天我在日本秩父鄉下，看見一個小神社賽祭，村人在神前臨時搭的臺上舞天鈿女。是扮的像一個鄉下女人，穿土布青衣，手執一根像茶葉的小樹枝，應著鼓笛聲在舞，樸素得很像小時我跟母親去茶山採茶，母親也是穿的土布青衣。
其后讀古事記，始知舞的出典，是天照大神因為氣她弟弟，躲入天之巖戶中不肯出來。天照大神是太陽女神。外面諸神要她地出來，由天鈿女來舞。天鈿女原來卻是相貌身裁都生得很難看的，舞又舞得滑稽，于是諸神鬨笑起來。在裏邊的天照大神聽見覺得奇怪，把天之巖戶掀開一線窺看，卻被預先埋伏在那裏的手力神一把將她拉出來，于是大地又在太陽的漫天金箭似的光輝裏了。
我一直想像天鈿女是生得美的，及知是醜女，吃了一驚，而且失望。但是隨即悟到了莊子裏也是寫殘廢者而成為美，八仙中更有鐵拐李，因為都是在仙境裏。唐朝一宰相去佛寺見禪師，僧潑翻茶碗，宰相說你太粗了，僧云：“此地是什麼所在，你卻來說粗說細！”天鈿女的舞有人神嬉笑，滑稽熱鬧，所以無有不是美的，乃至無有美與不美。如此，病態美與暴露文學等議論，與前衛文學的把美破棄論，都可以像掃垃圾的把來掃清了。
我講這個給朱天文聽，是因為朱天文一輩青年作家的創作，是要與新的文學理論同時建立起來。
民國六十五年(1976)八月台北景美
考試，所以學生對學校多是反感的。當時的社會是舊習慣加上崇洋，崇洋也只是學得架子。而張愛玲文章的新，就在于它有知性的光輝。張愛玲的文章對現狀全是反撥的，惟因寫得柔和，是觀察的不是衝動的，所以看不出來。
而到了朱天文的一輩，則學生已經安于這種制度了。雖有如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至對于知識的憧憬，卻是沒有的。但男女青春是有的。朱天文的小說今尚只是寫的學生生活。她的是文章的素質好，溫厚，和平。她的幾篇小說如“女之甦”、“陌上桑”、“喬太守新記”裏邊寫的男學生與女學生，雖是淺薄而非輕浮，雖然錯誤而無罪惡，寫青春的現實感都寫得很好。他們不知何謂志氣，但是他們沒有到得不認真。朱天文敬虔端正的寫，也使我敬虔端正的讀，乃是在此。
但是我要向朱天文說的是，現在一班青年作家有一個危機，他們對于人事的知識太少，寫青春就有點孤立。現在是成人作家也一般的對人事知識太少，他們知道社會事件而不知道人事，會描寫七情六慾而不知道人生。如此的作品，不管是青年作家的，成人作家的，泛濫得像攝影的多拍多曬，家家都有幾冊照相簿，他人卻誰也不想看。日本今已發生了小說食傷氣味，改行資料記錄式、似小說非小說的作品，但這也是很快會食傷的。現在的作品不知如何的變得與攝影相似，作品應當像畫，好的畫自然量不會多。人世需要簡單、清靜，而活潑富足，這是文章的事。
朱天文與她一輩的青年作家，皆是惟有在今時文學的一大反省中成長。文學是使人明白自己，然后超過自己，與大自然相嬉戲，解脫了生老病死。文學是世界性的，而必有其民族的個性。詩歌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時代的節氣中開拆的聲音，所以文學亦是禮樂之樂。中國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中最高的文學。
朱天文還要用功，可以到得，因為她有天才的兩個素質。她是意真。還有是她的情高。她的小說“仍然在殷勤的閃耀著”裏寫她崇慕一個同班的女生，又一篇小說“怎一個愁字了得”裏寫她崇慕一位老師，皆只是一個意真。而這單純的思慕，是通于對地母亦通于一個人對于前世的與未來世的思慕。亦通于當年多少豪傑對于就在現前的孫文先生的歡喜追隨，只想要走一步跟一步。那種思慕都是為對方，不為自己，而亦沒有比此時更意識著自己。朱天文的做人與她的文章的斤兩是在這裏。
還有她的情高是可從一樁事看出來。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親朱先生來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禮義之人，他是來為搜訪張愛玲的資料。朱天文則只聽我說話，她自己不說。我與朱先生尚未相熟，對方又有禮，我就說話會浮起來，對人不夠誠懇，對己亦不夠真實。朱先生送我一瓶竹葉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說同樣的包袱帶來二枚，一枚送給一位顯官什麼人了，這一枚送給天文小姐。客人辭去后我只覺這一天不對勁兒。果然數日后朱天文寫信給林君（按：胡的學生林慧娥，筆名仙枝），說她見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裏寫道：“那顯官又于我什麼相干！”她說我臉上亦沒有張愛玲說的特徵。我讀信當即很愧歉，覺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對寫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裏又說，這天她穿的衣裝我全不注意，帶來的便當有一樣壽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沒有。這我也覺得是我的不對。但饒是挨了打擊，我卻喜愛那信寫得清潔無禁忌，只顧對林君稱讚。我是因寫這篇文章，今朝在散步中自己反省，想起雪竇說黃檗禪師“凜凜高風不自誇”他反是要對世人抱歉似的，對自己才心裏舒坦了。
常人只覺樣樣東西都是當然的，惟天才的人是像小孩的認真，而于現實的東西每會覺得不對，連曬在階前的太陽都不對似的，叫人委屈，懊惱，詫異，歡喜。此情惟要問天。朱天文的文學者素質，是亦通于哲學者、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天才的素質，亦是政治軍事上開國英雄的素質。朱天文見我，如梁武帝與達摩的見面問：“對朕者何人？”曰：“不識。”不但武帝不識，達摩自己亦不識。朱天文是單她這清潔無禁忌與茫然的感覺，見出了她是個天才者。
因為前面說到舞，這裏我再來說一個。一年秋天我在日本秩父鄉下，看見一個小神社賽祭，村人在神前臨時搭的臺上舞天鈿女。是扮的像一個鄉下女人，穿土布青衣，手執一根像茶葉的小樹枝，應著鼓笛聲在舞，樸素得很像小時我跟母親去茶山採茶，母親也是穿的土布青衣。
其后讀古事記，始知舞的出典，是天照大神因為氣她弟弟，躲入天之巖戶中不肯出來。天照大神是太陽女神。外面諸神要她地出來，由天鈿女來舞。天鈿女原來卻是相貌身裁都生得很難看的，舞又舞得滑稽，于是諸神鬨笑起來。在裏邊的天照大神聽見覺得奇怪，把天之巖戶掀開一線窺看，卻被預先埋伏在那裏的手力神一把將她拉出來，于是大地又在太陽的漫天金箭似的光輝裏了。
我一直想像天鈿女是生得美的，及知是醜女，吃了一驚，而且失望。但是隨即悟到了莊子裏也是寫殘廢者而成為美，八仙中更有鐵拐李，因為都是在仙境裏。唐朝一宰相去佛寺見禪師，僧潑翻茶碗，宰相說你太粗了，僧云：“此地是什麼所在，你卻來說粗說細！”天鈿女的舞有人神嬉笑，滑稽熱鬧，所以無有不是美的，乃至無有美與不美。如此，病態美與暴露文學等議論，與前衛文學的把美破棄論，都可以像掃垃圾的把來掃清了。
我講這個給朱天文聽，是因為朱天文一輩青年作家的創作，是要與新的文學理論同時建立起來。
民國六十五年(1976)八月台北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