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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為境，如紅樓夢裏黛玉寶釵等談六祖壇經，說的“無立足境，方是乾淨。”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現實的，而且有一種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漢武帝與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並不以自己的青春為得意。是要這樣纔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與佛教的極樂世界則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與美術，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術的，中國民族則不是，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術的發想，但是不耽溺于美術。
中國文明的人世的現實性，多有政治與產業制度的發想。是多有作為的，無為之為。日本人卻只信御字是無為的。文人如保田與重郎即以為天皇可以不必親政事，最好是長于宮女之手的幼帝，以詩歌與管弦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為天皇以不親政為宜。如保田甚至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業亦不以為好。
但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極樂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無為，所以只要奉幼兒為喇嘛。日本許多尊奉神道與天皇的人，卻連天皇親政這個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稱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與佛教極樂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傳說裏尚有早先遷來的古老記憶，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稱“妣之國”與中國傳說的西王母瑤池相似。我喜歡這說的常世，使人緬想。但中國文明的人世稱為禮樂之治，是學問化了的，禮樂是人世自身的言語，是知性的，行動的，而日本的則是情的，所以美術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語，所以于思想理論不親切，其歷史上每有大的行動亦多是情緒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論不親切，見于頭山滿犬養毅等對于孫文先生。他們同情孫先生革命，幫助籌軍資，運武器，可是對于孫先生如何創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的與產業的新制度的發想，則不感興趣。對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他們連不提及。現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個志士，也肯熱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以及政治的與產業的制度新案，他們多是不在心上。像岡潔與湯川秀樹講要做思想運動，到得制度的問題就不去觸及。
日本人除了美術優異，還有是科學技術也在世界上稱優異，因為他們做科學技術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業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學不及中國的，雖然日本文學遠比中國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國的有創造性，日本文學是人世的風景不足，而以藝術的境來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藝術的境。但是藝術也要不宜境纔好。
五
一個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麼的對待自然界。中國人于自然界親，對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親，對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親，對之是慾，講征服掠奪。
中國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質的自然界連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質的究極的自然。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情，對大自然卻要講知。而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攻打掠奪的西洋人，則終要被大自然所除滅。
文學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樣的對待自然界。這裏西洋文學是完全落第。小時喜愛希臘神話，那其實並不好。
小時喜愛的東西有的不可算數，但那喜愛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還佩服了荷馬史詩好多年，自歎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這個。在文章裏寫出對荷馬史詩不佩服的只有保田與重郎。我是后來雖佩服而已漸漸失去了喜愛，但要到了現在我纔能說明那原因，取消了對它的佩服了。一句話，荷馬史詩是怪力亂神。
特羅伊的戰爭，有郊野的戰地篝火，有城皆市街，有許多人群，奧地賽出征回來路上，有海有島，有風浪，只覺是像油畫的光影濃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沒有張愛玲說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馬其頓的青年亞歷山大在軍隊的前頭騎馬入雅典，他平埃及，滅波斯，東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業，然而何以沒有一篇偉大的文章來寫他。原因就在于沒有能把英雄事業與大自然的無限風景結合在一起。美國電影有亞歷山大的片子，也是沒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沒有一篇偉大的文學。近代是兩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只是事件的報告與追記。
海音寺潮五郎寫歷史小說，受文化功勞賞，我贈以詩：
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
女子關係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
沒有漁樵閑話裏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寫大文學的。
希臘的東西是數學與物理學好，還有是神殿建築與神像雕刻好。其神話與文學則不好。后世西洋是連建築與雕刻都變惡了，因為多了個巫魘與力，而把巫魘與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義。后世西洋的文學也一直沒有好過，像他們的唱歌，都是肉聲。
買了“星座與神話”的圖本來看，希臘的那些神話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還不及中國的講牽牛織女，斗與芭箕，有天上人間的親切，又如說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與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氣，與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在暑夜與眾小兒唱童謠，預兆天下將大亂的話，雖然也是與希臘的星座神話一般的不合科學，但是中國的說著了天道消息。中國的是詩，借星座為興，與科學可以兩不相妨，卻遠比科學更直接說著了大自然。
六
唱平劇最嫌肉聲，可比幾何學不能以實物的點線。文學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話文譯經書與子集，這是對文學的沒有神經。文學以字面來表達意思，同時那字面亦是意思。經書與子集裏的意思，我們今日可以白話文來寫，這寫時就是一個創造，但是不可譯。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寫小說亦可以是寫的理論，寫哲學亦可以是文學。
自宋儒起，理論的文章遂壞。但元曲明清小說的文章尚灑然，及至民國，出來了新聞體的文字，講義式的文字，與文藝腔的文字，連到小說戲劇與散文的文章亦壞了。
真的音樂家與數學家有一種高貴，因其可通于天。淫曲狂舞的音樂不算，單為計算的數學不算。文學是貴人之事。中國是平民亦是貴人，而有此自覺者是士。新聞體的與講義式的與文藝腔的不貴。
中國向來講文章書畫，技巧是匠氣，藝術味是習氣，都是不好的。譬如書法，是要工力深極，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這纔不是匠氣的了。藝術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極美，而當初建築者與今日來參拜者，皆惟如敬虔與喜氣，有一種天地之初的感覺，想要興起，而若當它是藝術品，就會沉緬落于執著了。文學如宋詩與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覺的脫了匠氣與藝氣。
文學是貴人之事，這句話牽涉到大眾化的問題。陶工岡野法世與我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的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實用的陶器。”他近來燒的幾窯都成功，很高興。我去看時，也有碟，他說碟還是以前有一回燒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隻來比，說像這隻碟緣的線纔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東西一一是個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貴氣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貴人。文學亦是像這樣的，但不是大眾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學只有一部新舊約聖經最好，但那是希伯萊人的。聖經的文學不是為大眾的，亦不是為神父與牧師的。
中國向來說道比術貴，官比吏貴，現在來說是政務官比事務官的地位高，但是禮樂之世，即技術與事務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纔是更貴，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而以數學的方法不可能求證之，故不能絕對精密。音樂可以做到絕對的音階與舞姿，但是音樂自身不能說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樂所能到的絕對境界，而且能說明其故。因為文章是言，新約有一句、“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總蒂與遍在是禮樂，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稱為禮樂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家之言，它代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個世立言。所以有三樣東西最貴氣：自然貴，禮樂貴，文章貴。文章是覺之言。
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為境，如紅樓夢裏黛玉寶釵等談六祖壇經，說的“無立足境，方是乾淨。”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現實的，而且有一種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漢武帝與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並不以自己的青春為得意。是要這樣纔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與佛教的極樂世界則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與美術，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術的，中國民族則不是，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術的發想，但是不耽溺于美術。
中國文明的人世的現實性，多有政治與產業制度的發想。是多有作為的，無為之為。日本人卻只信御字是無為的。文人如保田與重郎即以為天皇可以不必親政事，最好是長于宮女之手的幼帝，以詩歌與管弦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為天皇以不親政為宜。如保田甚至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業亦不以為好。
但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極樂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無為，所以只要奉幼兒為喇嘛。日本許多尊奉神道與天皇的人，卻連天皇親政這個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稱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與佛教極樂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傳說裏尚有早先遷來的古老記憶，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稱“妣之國”與中國傳說的西王母瑤池相似。我喜歡這說的常世，使人緬想。但中國文明的人世稱為禮樂之治，是學問化了的，禮樂是人世自身的言語，是知性的，行動的，而日本的則是情的，所以美術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語，所以于思想理論不親切，其歷史上每有大的行動亦多是情緒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論不親切，見于頭山滿犬養毅等對于孫文先生。他們同情孫先生革命，幫助籌軍資，運武器，可是對于孫先生如何創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的與產業的新制度的發想，則不感興趣。對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他們連不提及。現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個志士，也肯熱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以及政治的與產業的制度新案，他們多是不在心上。像岡潔與湯川秀樹講要做思想運動，到得制度的問題就不去觸及。
日本人除了美術優異，還有是科學技術也在世界上稱優異，因為他們做科學技術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業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學不及中國的，雖然日本文學遠比中國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國的有創造性，日本文學是人世的風景不足，而以藝術的境來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藝術的境。但是藝術也要不宜境纔好。
五
一個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麼的對待自然界。中國人于自然界親，對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親，對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親，對之是慾，講征服掠奪。
中國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質的自然界連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質的究極的自然。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情，對大自然卻要講知。而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攻打掠奪的西洋人，則終要被大自然所除滅。
文學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樣的對待自然界。這裏西洋文學是完全落第。小時喜愛希臘神話，那其實並不好。
小時喜愛的東西有的不可算數，但那喜愛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還佩服了荷馬史詩好多年，自歎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這個。在文章裏寫出對荷馬史詩不佩服的只有保田與重郎。我是后來雖佩服而已漸漸失去了喜愛，但要到了現在我纔能說明那原因，取消了對它的佩服了。一句話，荷馬史詩是怪力亂神。
特羅伊的戰爭，有郊野的戰地篝火，有城皆市街，有許多人群，奧地賽出征回來路上，有海有島，有風浪，只覺是像油畫的光影濃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沒有張愛玲說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馬其頓的青年亞歷山大在軍隊的前頭騎馬入雅典，他平埃及，滅波斯，東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業，然而何以沒有一篇偉大的文章來寫他。原因就在于沒有能把英雄事業與大自然的無限風景結合在一起。美國電影有亞歷山大的片子，也是沒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沒有一篇偉大的文學。近代是兩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只是事件的報告與追記。
海音寺潮五郎寫歷史小說，受文化功勞賞，我贈以詩：
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
女子關係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
沒有漁樵閑話裏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寫大文學的。
希臘的東西是數學與物理學好，還有是神殿建築與神像雕刻好。其神話與文學則不好。后世西洋是連建築與雕刻都變惡了，因為多了個巫魘與力，而把巫魘與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義。后世西洋的文學也一直沒有好過，像他們的唱歌，都是肉聲。
買了“星座與神話”的圖本來看，希臘的那些神話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還不及中國的講牽牛織女，斗與芭箕，有天上人間的親切，又如說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與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氣，與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在暑夜與眾小兒唱童謠，預兆天下將大亂的話，雖然也是與希臘的星座神話一般的不合科學，但是中國的說著了天道消息。中國的是詩，借星座為興，與科學可以兩不相妨，卻遠比科學更直接說著了大自然。
六
唱平劇最嫌肉聲，可比幾何學不能以實物的點線。文學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話文譯經書與子集，這是對文學的沒有神經。文學以字面來表達意思，同時那字面亦是意思。經書與子集裏的意思，我們今日可以白話文來寫，這寫時就是一個創造，但是不可譯。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寫小說亦可以是寫的理論，寫哲學亦可以是文學。
自宋儒起，理論的文章遂壞。但元曲明清小說的文章尚灑然，及至民國，出來了新聞體的文字，講義式的文字，與文藝腔的文字，連到小說戲劇與散文的文章亦壞了。
真的音樂家與數學家有一種高貴，因其可通于天。淫曲狂舞的音樂不算，單為計算的數學不算。文學是貴人之事。中國是平民亦是貴人，而有此自覺者是士。新聞體的與講義式的與文藝腔的不貴。
中國向來講文章書畫，技巧是匠氣，藝術味是習氣，都是不好的。譬如書法，是要工力深極，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這纔不是匠氣的了。藝術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極美，而當初建築者與今日來參拜者，皆惟如敬虔與喜氣，有一種天地之初的感覺，想要興起，而若當它是藝術品，就會沉緬落于執著了。文學如宋詩與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覺的脫了匠氣與藝氣。
文學是貴人之事，這句話牽涉到大眾化的問題。陶工岡野法世與我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的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實用的陶器。”他近來燒的幾窯都成功，很高興。我去看時，也有碟，他說碟還是以前有一回燒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隻來比，說像這隻碟緣的線纔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東西一一是個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貴氣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貴人。文學亦是像這樣的，但不是大眾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學只有一部新舊約聖經最好，但那是希伯萊人的。聖經的文學不是為大眾的，亦不是為神父與牧師的。
中國向來說道比術貴，官比吏貴，現在來說是政務官比事務官的地位高，但是禮樂之世，即技術與事務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纔是更貴，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而以數學的方法不可能求證之，故不能絕對精密。音樂可以做到絕對的音階與舞姿，但是音樂自身不能說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樂所能到的絕對境界，而且能說明其故。因為文章是言，新約有一句、“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總蒂與遍在是禮樂，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稱為禮樂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家之言，它代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個世立言。所以有三樣東西最貴氣：自然貴，禮樂貴，文章貴。文章是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