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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好，如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xdx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何好，如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xdx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