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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虚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味。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 -->>
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虚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味。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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