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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特殊。苗教授有爱国心是肯定的；他女儿的信会起作用，这也是肯定的。但是，你忽视了特殊情况——现在的北平，已经不同于沦陷前的北平了。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北平的控制，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苗教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当然要考虑到身家性命。再说，咱们要他帮的忙，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长期为华北的八路军大批购买药品，而且要分别从各条铁路线上运输出去，不论哪个环节出了一点点毛病，那就一切都完了！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答应我们的要求的。”张怕的一席话，说得鸿远哑口无言。仿佛一下子掉在深井里，冰冷的水，浸漫着他的全身，浸透到他的心底。他默默望着大玻璃窗外，那些稳稳挂在茎上的菊花，五颜六色，姿态各异，烂漫喜人。可是，鸿远视而不见。他的心飞得远远的，远得好像抓不回来，又像已经离开了腔子，空落落的，虚飘飘的。他沉默好一会儿才张口：“我总觉得苗教授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而且，听说他有个朋友、同学——佐佐木正义，是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的弟弟。有这么个有力量的日本人做靠山，他要帮助我们不是方便多了，老师，您说对不对？”谈到这里，从花园石子铺成的甬道上，姗姗走来一个少妇。浅紫色花绸夹旗袍，棕色高跟皮鞋，烫着长长的卷发，模样儿挺标致。她进到屋里，向鸿远微微一点头，放下手腕上金光闪闪的手提包，笑着问张怡：“你们吃饭了么？现在已经午后一点了。”张怡笑着向鸿远介绍：“假如你喜欢叫我老师，那么你就管这位方芳小姐叫师母吧。”随即向妻子介绍“他——这个棒小伙子，就是我常对你说的曹鸿远。他——年方二十四岁，尚未娶亲。”一阵愉快爽朗的笑声，弥漫在这间陈设富丽雅致的房间里。鸿远受到感染，情绪开始转换了。
方芳不过二十五、六岁，叫她师母，鸿远张不开嘴。只是讪讪地望着她微笑。心里想，她一定也是地下党员，可能因为和张怡一同“住机关”而结合的。他为张怡能够找到这么一位文雅漂亮、爽朗热情的同志作妻子感到高兴。他忘掉了刚才的烦恼，脱口而出：“老师，恭喜您找到这么一位好师母！可是师母，我饿得很呀！老师又不肯给我饭吃。求求您给我弄点饭来，应付应付这咕咕叫的肚子行吧？”方芳睨了张怡一眼，露着整齐洁白的牙齿，笑着对鸿远说：“你这个老师呀，就是个书呆子！他自己肚子饿了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人的肚子咕咕叫了。”方芳说罢，轻盈地走出屋门去。过了十几分钟，她用托盘端来了一些米饭和几样荤素菜肴。三个人饱餐一顿。方芳又端走了托盘，就没有再回来。看来，她是很忙的。
饭后，张怡对鸿远说：“这个地方是保密的，不到万不得已，你别来这里找我。我尽早约苗教授和你见面，让你去碰碰运气。你可以暂时住在我表弟华兴家里，我再另外给你安置住处。”张怡用手轻轻敲着桌子，沉思一下，又抬起头来望着鸿远，那声音低而沉重“小曹，我发现你一门心思都扑在买药上，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你先自己想一想看。我想，在你动身来北平的时候，领导同志应该嘱咐过你的。”鸿远的脸微微一红：“老师，您真说着了！和我谈话的领导同志确实叮嘱过我——到了北平，不要把眼睛只盯在买药上。他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买药的任务要完成，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买药来发动群众，要唤起民众，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只有动员了群众，我们的买药任务才可能完成可是，我对买药的事想得多，而对发动群众却想得少——或者说，简直没有去想。老师，感谢您提醒了我。”张怡用细长的手指在鸿远的脑门上敲了两下。
“你这个脑袋呀，有时候挺灵，有时候却发死。你想想，这次买药——数量大、时间长，这么艰巨的任务，不发动许多人来帮助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呢？你的眼睛一门盯在苗教授身上，好像除了他，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完成似的。而且，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来到敌占区工作的党员，你的眼光应当看得广阔一点，看得长远一点——要面向广大的敌占区人民。除了团结苗教授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你的眼光还得挪动一下——要向下挪，向下！像柳明父母那样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像华兴母子那样贫苦的工人家庭，也要十分耐心地做点工作。”张怡和鸿远说话时，从不疾言厉色。可常常比疾言厉色的话更有效果。鸿远就在这位严厉而又和善的老师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
每当发现自己身上有了毛病，鸿远心里总是非常惭愧和难过。现在，他又怀着这种心情，用灼热的双眼望着张怡：“老师，您说得非常对！我会记住您的话，用行动来证明——我接受了您的意见。”张怡很了解鸿远的特点——除非不理解，一旦理解了，就会用行动来证明这种理解。他微微一笑，说：“好啦，你不谈买药了，我可还得谈买药。苗教授那里当然要尽力争取，可也得防备争取不成这样吧，我另外替你想了一条路：华兴所在药房的经理陈裕贤，是个正派并有点爱国心的商人。我想办法托人跟他拉上关系，咱们把钱交给他算入股。这个人正要扩大营业做批发买卖，咱们就通过这个药房，通过各种关系，向边区后勤部输送药品，不也是个办法么！小曹，你以为怎样？做工作应当准备几种方案——好的、坏的、中等的。你说对不对？对不起，恕我借用了你的口头禅——我发现你这个口头禅已经用得够多了。我就来借用一下吧！”鸿远的心热乎乎的，紧握住张怡的手：“老师的计划太好了！我通过华兴就去找陈裕贤商谈。”“没这么简单。我还得安排有力量的人找陈裕贤，事情才有把握。”“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有您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好了，好了！工作事现在告一段落。”张怡笑出了声音“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现在，我命令你在这张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我再安排你去找华兴。”“老师”鸿远平静了，心里暖烘烘、喜孜孜的。窗外，那些争奇斗艳的大朵菊花，似乎在向他弄姿微笑，他禁不住向张怡露出一张孩子般的笑脸。
而忽视特殊。苗教授有爱国心是肯定的；他女儿的信会起作用，这也是肯定的。但是，你忽视了特殊情况——现在的北平，已经不同于沦陷前的北平了。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北平的控制，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苗教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当然要考虑到身家性命。再说，咱们要他帮的忙，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长期为华北的八路军大批购买药品，而且要分别从各条铁路线上运输出去，不论哪个环节出了一点点毛病，那就一切都完了！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答应我们的要求的。”张怕的一席话，说得鸿远哑口无言。仿佛一下子掉在深井里，冰冷的水，浸漫着他的全身，浸透到他的心底。他默默望着大玻璃窗外，那些稳稳挂在茎上的菊花，五颜六色，姿态各异，烂漫喜人。可是，鸿远视而不见。他的心飞得远远的，远得好像抓不回来，又像已经离开了腔子，空落落的，虚飘飘的。他沉默好一会儿才张口：“我总觉得苗教授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而且，听说他有个朋友、同学——佐佐木正义，是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的弟弟。有这么个有力量的日本人做靠山，他要帮助我们不是方便多了，老师，您说对不对？”谈到这里，从花园石子铺成的甬道上，姗姗走来一个少妇。浅紫色花绸夹旗袍，棕色高跟皮鞋，烫着长长的卷发，模样儿挺标致。她进到屋里，向鸿远微微一点头，放下手腕上金光闪闪的手提包，笑着问张怡：“你们吃饭了么？现在已经午后一点了。”张怡笑着向鸿远介绍：“假如你喜欢叫我老师，那么你就管这位方芳小姐叫师母吧。”随即向妻子介绍“他——这个棒小伙子，就是我常对你说的曹鸿远。他——年方二十四岁，尚未娶亲。”一阵愉快爽朗的笑声，弥漫在这间陈设富丽雅致的房间里。鸿远受到感染，情绪开始转换了。
方芳不过二十五、六岁，叫她师母，鸿远张不开嘴。只是讪讪地望着她微笑。心里想，她一定也是地下党员，可能因为和张怡一同“住机关”而结合的。他为张怡能够找到这么一位文雅漂亮、爽朗热情的同志作妻子感到高兴。他忘掉了刚才的烦恼，脱口而出：“老师，恭喜您找到这么一位好师母！可是师母，我饿得很呀！老师又不肯给我饭吃。求求您给我弄点饭来，应付应付这咕咕叫的肚子行吧？”方芳睨了张怡一眼，露着整齐洁白的牙齿，笑着对鸿远说：“你这个老师呀，就是个书呆子！他自己肚子饿了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人的肚子咕咕叫了。”方芳说罢，轻盈地走出屋门去。过了十几分钟，她用托盘端来了一些米饭和几样荤素菜肴。三个人饱餐一顿。方芳又端走了托盘，就没有再回来。看来，她是很忙的。
饭后，张怡对鸿远说：“这个地方是保密的，不到万不得已，你别来这里找我。我尽早约苗教授和你见面，让你去碰碰运气。你可以暂时住在我表弟华兴家里，我再另外给你安置住处。”张怡用手轻轻敲着桌子，沉思一下，又抬起头来望着鸿远，那声音低而沉重“小曹，我发现你一门心思都扑在买药上，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你先自己想一想看。我想，在你动身来北平的时候，领导同志应该嘱咐过你的。”鸿远的脸微微一红：“老师，您真说着了！和我谈话的领导同志确实叮嘱过我——到了北平，不要把眼睛只盯在买药上。他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买药的任务要完成，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买药来发动群众，要唤起民众，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只有动员了群众，我们的买药任务才可能完成可是，我对买药的事想得多，而对发动群众却想得少——或者说，简直没有去想。老师，感谢您提醒了我。”张怡用细长的手指在鸿远的脑门上敲了两下。
“你这个脑袋呀，有时候挺灵，有时候却发死。你想想，这次买药——数量大、时间长，这么艰巨的任务，不发动许多人来帮助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呢？你的眼睛一门盯在苗教授身上，好像除了他，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完成似的。而且，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来到敌占区工作的党员，你的眼光应当看得广阔一点，看得长远一点——要面向广大的敌占区人民。除了团结苗教授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你的眼光还得挪动一下——要向下挪，向下！像柳明父母那样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像华兴母子那样贫苦的工人家庭，也要十分耐心地做点工作。”张怡和鸿远说话时，从不疾言厉色。可常常比疾言厉色的话更有效果。鸿远就在这位严厉而又和善的老师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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