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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既是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你也许没有当成小丑演员，反倒成了一个类似时装设计师的人物。因为在第二个沉船之夏过后的那个冬天1，正是马尔克将所谓的流苏带入了这个世界。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结似的横在两边。我经过证实得知，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起，几乎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人们开始戴上了这种小球或者流苏——这是我们的叫法，在完全中学的学生中间尤为流行。在我们那里，马尔克是最先戴的，其实，他自己完全能够发明出来。也许他真的就是发明者。据他声称，他让他的苏茜姨妈用碎羊毛、粗细不均的旧毛线和他去世的父亲留下的补了又补的羊毛袜，做了好几对流苏。于是，他把它们套在脖子上，堂而皇之地带进了学校——
1即1941年至1942年冬天。
十天以后，这种流苏开始出现在纺织品商店，最初还只是怕难为情似的放在收款台旁边的纸盒里，不久则在玻璃橱窗里漂漂亮亮地公开亮了相，而且是免证供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后，它们从朗富尔区出发，不受限制地开始了进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胜利之行。甚至在莱比锡，在皮尔纳，渐渐地也有人戴上了这种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莱茵兰和普法耳茨地区，这时马尔克已经把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把他发明的东西从脖子上取下来的那一天。对此下文将会提及。
我们后来又戴了很长时间流苏，而这完全是出于抗议。我们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配不上一个德意志的年轻人，因此他禁止在教学大楼和校园里戴流苏。然而，许多人只是在上克洛泽的课时才遵守这项作为通报在每个班级都宣读过的规定。说起流苏，我倒想起了“布鲁尼斯老爹”这个退休的参议教师在战争期间被重新招到讲台前面。他倒是觉得这种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挺有趣儿，在马尔克不戴以后，他还有过那么一次或两次，把流苏系在浆过的衣领前面，吟起艾兴多尔夫的诗句：“阴暗的山墙，高大的窗户1”他也吟诵其他诗句，但无论如何也是艾兴多尔夫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爱吃零食，尤以甜的东西为最。后来，他在教学大楼里被人抓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私吞了应该发给学生的维生素糖衣片，或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布鲁尼斯是共济会2成员。不少学生受到传讯。但愿我当时没有说他的坏话。他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养女正在学习芭蕾舞，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走过大街小巷。他们将他送到了施图特霍夫3——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故事，与马尔克毫无关系，把它留给别人在其他地方去诉诸笔墨吧4——
1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这两句诗是他的但泽（1842）一诗的开头两句。
2世界性的秘密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共济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3位于但泽以东三十六公里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有一个集中营。
4在小说狗年月里，主人公哈里-利贝瑙描述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现在还是回到流苏的话题。马尔克发明这种东西，当然是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有一段时间，它们的确可以让那种难以抑制的跳跃平静下来。但是，当流苏到处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整个年级的时尚之后，它在它的发明者的脖子上就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对于他来说一定糟糕透了，既不能潜水，流苏也失灵了。我经常看见约阿希姆-马尔克孤零零地走在东街上。他穿过熊街，朝着圣母院方向走去，那双黑色的高腰系带皮鞋把煤灰路面上的积雪踩得嘎嘎直响。他没有戴帽子。两只红通通的招风耳光滑透亮。抹了糖水、已经冻硬了的头发自头上的旋儿开始，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眉尖紧锁，面露愁容，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淡而无光。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这件外套也是他父亲的遗物。紧挨着尖尖的、甚至有些干瘪的下巴额儿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很大的、老远就看得见的别针，以防它滑落下来。每走二十步，他总要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右手，检查一下脖子前面的围巾乱了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些丑角演员戴着这么大的别针表演，如喜剧小丑格洛克1、电影里的卓别林。马尔克也在练习。男人，女人，休假的军人，孩子，零星地或成群地从雪地里朝他走来。所有的人，包括马尔克，都从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雾气又顺着肩膀飘到身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枚滑稽的、非常滑稽的、非常非常滑稽的别针——马尔克心里大概会这么想——
1格洛克（1880～1959），原名阿德里安-韦塔赫，瑞士著名丑角演员。
在这个寒冷而干燥的冬天，我和从柏林来此度圣诞节假期的两个表妹曾经进行了一次远足。为了凑成对儿，叫上了席林。我们越过结冰的海面，去那艘被冰封住了的扫雷艇。我们稍微吹了点牛皮，想让这两个娇滴滴的柏林姑娘开开眼界，瞧一瞧我们的沉船。她们俩长得都挺漂亮，有着金黄色的鬈发。我们还希望，能在沉船上同这两个在有轨电车里和沙滩上装作羞答答的小妞，干点什么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好事。
然而，这个下午却全让马尔克给搅和了。破冰船多次往返于通往港口的航道，所以在沉船的前面堆积了许多冰块，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形成了一道布满裂缝的冰墙，甚至把舰桥都遮住了一部分。风儿吹来，冰墙呼呼作响。席林和我爬上约莫一人高的冰墙，首先看见了马尔克。我们把姑娘也拉上了冰墙。舰桥、罗经室和舰桥后面的通风管道以及其他露在冰上的东西形成了一块涂了一层蓝白色釉彩的糖果，一轮冻僵了的太阳正在徒劳地舔着它。没有一只海鸥。它们恐怕都在远处的海面上，围绕着停泊场被冰封住的货轮上的垃圾盘旋。
马尔克自然已将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紧挨着下巴额儿裹着围巾，前面别着那枚别针，头上什么都没戴，仍然留着中分头。马尔克那两只招风耳倒是套上了那种运垃圾和啤酒的工人常戴的、黑色的圆形耳套，固定耳套的是一个铁皮弓架，它像横梁似的正好与头发的中缝交叉。
他正在沉船前舱上的冰面上忙碌着，没有发现我们。想必他已经干得浑身发热了吧。他试图用一把灵巧轻便的斧子凿穿那里的冰层，前舱那个开着的舱口大概就在那层冰的下面。他迅速而敏捷地挥动斧子，砍出了一道环形的、约有下水道盖子大小的裂口。席林和我从冰墙上跳下去，又把姑娘们接了下来，将她们一一介绍给马尔克。他肯定没有脱下手套，只是把斧子换到左手，伸出热乎乎的右手和每个人握了握。我们把手刚缩回来，他的右手立刻又握住斧子，朝着裂缝砍了起来。两个姑娘嘴巴略微张着站在旁边。细小的牙齿冻得冰凉。呼出的气在头巾上结成了一层白霜。她们睁大发亮的眼睛紧盯着铁斧和冰面撞击的地方。席林和我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开始谈起他潜水的事迹和夏天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俩都对马尔克大为恼火。“告诉你们吧，他曾经捞上来不少小牌子，还有灭火器、罐头什么的，用开罐器打开，罐头里面净是人肉；他还搞上来一台留声机，你们猜猜，从里面爬出什么东西来了？有一次，他还”
姑娘们没有完全听明白。她们提了一些极其愚蠢的问题，还用“您”来称呼马尔克。他一刻不停地砍着，只是当我们在冰上过分夸张地大声赞扬他的潜水事迹时，他才摇摇戴着耳套的脑袋。他没有忘记用那只设握斧子的手摸摸他的围巾和别针。我们说得口干舌燥，浑身也都冻僵了。每砍二十下，他就休息一下，趁这功夫说上几句谦虚的话，介绍一点客观情况，连腰都顾不上完全伸直。他肯定而又尴尬地强调了几次较小的潜水试验，但却避而不提那些危险的远征；他谈得较多的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在这艘沉没的扫雷艇装满海水的船舱里进行的冒险。那道裂缝越来越深地进入冰层。我的表妹们并没有让马尔克迷住，因为他的词句始终那么平淡无味，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这两个小妞大概从未同这样一个像祖父一样戴着黑色耳套的人物打过交道。席林和我仍然无所事事，流着清鼻涕，狼狈地站在旁边，他简直把我们当成了两个冻得浑身哆嗦的见习水手，以至于姑娘们也对我和席林另眼相待了。甚至在回去的路上，她们还一直显得挺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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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既是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你也许没有当成小丑演员，反倒成了一个类似时装设计师的人物。因为在第二个沉船之夏过后的那个冬天1，正是马尔克将所谓的流苏带入了这个世界。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结似的横在两边。我经过证实得知，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起，几乎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人们开始戴上了这种小球或者流苏——这是我们的叫法，在完全中学的学生中间尤为流行。在我们那里，马尔克是最先戴的，其实，他自己完全能够发明出来。也许他真的就是发明者。据他声称，他让他的苏茜姨妈用碎羊毛、粗细不均的旧毛线和他去世的父亲留下的补了又补的羊毛袜，做了好几对流苏。于是，他把它们套在脖子上，堂而皇之地带进了学校——
1即1941年至1942年冬天。
十天以后，这种流苏开始出现在纺织品商店，最初还只是怕难为情似的放在收款台旁边的纸盒里，不久则在玻璃橱窗里漂漂亮亮地公开亮了相，而且是免证供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后，它们从朗富尔区出发，不受限制地开始了进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胜利之行。甚至在莱比锡，在皮尔纳，渐渐地也有人戴上了这种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莱茵兰和普法耳茨地区，这时马尔克已经把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把他发明的东西从脖子上取下来的那一天。对此下文将会提及。
我们后来又戴了很长时间流苏，而这完全是出于抗议。我们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配不上一个德意志的年轻人，因此他禁止在教学大楼和校园里戴流苏。然而，许多人只是在上克洛泽的课时才遵守这项作为通报在每个班级都宣读过的规定。说起流苏，我倒想起了“布鲁尼斯老爹”这个退休的参议教师在战争期间被重新招到讲台前面。他倒是觉得这种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挺有趣儿，在马尔克不戴以后，他还有过那么一次或两次，把流苏系在浆过的衣领前面，吟起艾兴多尔夫的诗句：“阴暗的山墙，高大的窗户1”他也吟诵其他诗句，但无论如何也是艾兴多尔夫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爱吃零食，尤以甜的东西为最。后来，他在教学大楼里被人抓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私吞了应该发给学生的维生素糖衣片，或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布鲁尼斯是共济会2成员。不少学生受到传讯。但愿我当时没有说他的坏话。他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养女正在学习芭蕾舞，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走过大街小巷。他们将他送到了施图特霍夫3——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故事，与马尔克毫无关系，把它留给别人在其他地方去诉诸笔墨吧4——
1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这两句诗是他的但泽（1842）一诗的开头两句。
2世界性的秘密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共济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3位于但泽以东三十六公里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有一个集中营。
4在小说狗年月里，主人公哈里-利贝瑙描述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现在还是回到流苏的话题。马尔克发明这种东西，当然是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有一段时间，它们的确可以让那种难以抑制的跳跃平静下来。但是，当流苏到处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整个年级的时尚之后，它在它的发明者的脖子上就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对于他来说一定糟糕透了，既不能潜水，流苏也失灵了。我经常看见约阿希姆-马尔克孤零零地走在东街上。他穿过熊街，朝着圣母院方向走去，那双黑色的高腰系带皮鞋把煤灰路面上的积雪踩得嘎嘎直响。他没有戴帽子。两只红通通的招风耳光滑透亮。抹了糖水、已经冻硬了的头发自头上的旋儿开始，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眉尖紧锁，面露愁容，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淡而无光。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这件外套也是他父亲的遗物。紧挨着尖尖的、甚至有些干瘪的下巴额儿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很大的、老远就看得见的别针，以防它滑落下来。每走二十步，他总要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右手，检查一下脖子前面的围巾乱了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些丑角演员戴着这么大的别针表演，如喜剧小丑格洛克1、电影里的卓别林。马尔克也在练习。男人，女人，休假的军人，孩子，零星地或成群地从雪地里朝他走来。所有的人，包括马尔克，都从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雾气又顺着肩膀飘到身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枚滑稽的、非常滑稽的、非常非常滑稽的别针——马尔克心里大概会这么想——
1格洛克（1880～1959），原名阿德里安-韦塔赫，瑞士著名丑角演员。
在这个寒冷而干燥的冬天，我和从柏林来此度圣诞节假期的两个表妹曾经进行了一次远足。为了凑成对儿，叫上了席林。我们越过结冰的海面，去那艘被冰封住了的扫雷艇。我们稍微吹了点牛皮，想让这两个娇滴滴的柏林姑娘开开眼界，瞧一瞧我们的沉船。她们俩长得都挺漂亮，有着金黄色的鬈发。我们还希望，能在沉船上同这两个在有轨电车里和沙滩上装作羞答答的小妞，干点什么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好事。
然而，这个下午却全让马尔克给搅和了。破冰船多次往返于通往港口的航道，所以在沉船的前面堆积了许多冰块，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形成了一道布满裂缝的冰墙，甚至把舰桥都遮住了一部分。风儿吹来，冰墙呼呼作响。席林和我爬上约莫一人高的冰墙，首先看见了马尔克。我们把姑娘也拉上了冰墙。舰桥、罗经室和舰桥后面的通风管道以及其他露在冰上的东西形成了一块涂了一层蓝白色釉彩的糖果，一轮冻僵了的太阳正在徒劳地舔着它。没有一只海鸥。它们恐怕都在远处的海面上，围绕着停泊场被冰封住的货轮上的垃圾盘旋。
马尔克自然已将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紧挨着下巴额儿裹着围巾，前面别着那枚别针，头上什么都没戴，仍然留着中分头。马尔克那两只招风耳倒是套上了那种运垃圾和啤酒的工人常戴的、黑色的圆形耳套，固定耳套的是一个铁皮弓架，它像横梁似的正好与头发的中缝交叉。
他正在沉船前舱上的冰面上忙碌着，没有发现我们。想必他已经干得浑身发热了吧。他试图用一把灵巧轻便的斧子凿穿那里的冰层，前舱那个开着的舱口大概就在那层冰的下面。他迅速而敏捷地挥动斧子，砍出了一道环形的、约有下水道盖子大小的裂口。席林和我从冰墙上跳下去，又把姑娘们接了下来，将她们一一介绍给马尔克。他肯定没有脱下手套，只是把斧子换到左手，伸出热乎乎的右手和每个人握了握。我们把手刚缩回来，他的右手立刻又握住斧子，朝着裂缝砍了起来。两个姑娘嘴巴略微张着站在旁边。细小的牙齿冻得冰凉。呼出的气在头巾上结成了一层白霜。她们睁大发亮的眼睛紧盯着铁斧和冰面撞击的地方。席林和我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开始谈起他潜水的事迹和夏天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俩都对马尔克大为恼火。“告诉你们吧，他曾经捞上来不少小牌子，还有灭火器、罐头什么的，用开罐器打开，罐头里面净是人肉；他还搞上来一台留声机，你们猜猜，从里面爬出什么东西来了？有一次，他还”
姑娘们没有完全听明白。她们提了一些极其愚蠢的问题，还用“您”来称呼马尔克。他一刻不停地砍着，只是当我们在冰上过分夸张地大声赞扬他的潜水事迹时，他才摇摇戴着耳套的脑袋。他没有忘记用那只设握斧子的手摸摸他的围巾和别针。我们说得口干舌燥，浑身也都冻僵了。每砍二十下，他就休息一下，趁这功夫说上几句谦虚的话，介绍一点客观情况，连腰都顾不上完全伸直。他肯定而又尴尬地强调了几次较小的潜水试验，但却避而不提那些危险的远征；他谈得较多的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在这艘沉没的扫雷艇装满海水的船舱里进行的冒险。那道裂缝越来越深地进入冰层。我的表妹们并没有让马尔克迷住，因为他的词句始终那么平淡无味，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这两个小妞大概从未同这样一个像祖父一样戴着黑色耳套的人物打过交道。席林和我仍然无所事事，流着清鼻涕，狼狈地站在旁边，他简直把我们当成了两个冻得浑身哆嗦的见习水手，以至于姑娘们也对我和席林另眼相待了。甚至在回去的路上，她们还一直显得挺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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