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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三章、金陵歌舞何时休？（四）
相比于社会总资金的数量，市场上的商品总数永远是短缺的。
这一铁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联盟国家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前苏联几十年辛苦建设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刻，苏联人民本能地把所有的钱投入零售市场扫货囤积，对于这样庞大而密集的瞬间资金流，任何国家的零售市场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唯一的结果就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商品则大面积贬值。
即使换成美国，也同样承受不了这样的剧变——就算当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但假如数以十万亿计算的美元涌出股市、基金、银行这些“货币蓄水池”，一股脑儿地奔向零售市场，那么整个地球的世界市场秩序也会瞬间玩崩：因为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提供价值那么多货币的日常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当政者有没有疯狂开动印钞机，令人精神崩溃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不可避免。
光是恐慌情绪从股市、基金、银行等各个“货币蓄水池”逼出来的巨额现金，就足以让市场完蛋了！
同理，在明末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而给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补上了致命一击。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了达到家业千秋万代的目的，实行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战略。他不但在皇宫象征性的开辟了农田，还多次带着太子去视察农村，告诉他们这就是整个大明帝国的根基。
围绕着农业的运转，朱元璋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将全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农村。
明朝整个文官系统都围绕着农业展开。他们清理户口，丈量土地，形成了庞大的数据网络，作为收取农业赋税的依据。在农村中，每一定数量的户口就会选出粮长，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收粮。收上了粮食之后，每个地方的仓库都有专门的大使（保管专员）。把粮食运到京城和边境的任务，也有专门的漕运兵和指定的某部分农民来完成。各级政府都有户口的数据档案。国土上的人根据各自的职业有相应的户籍，军籍和民籍不能混淆。农民只能守在自己的户籍地址上，不能随意移动，一切都有严密的规定。
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初期保留了一支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但当时极度凋敝的国家财政，是养不起这么多军队的。朱元璋依然采用了非常农村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屯田制度规定，每个卫所（军区）都有自己的土地，士兵们中的三成壮丁用来守城打仗，七成的人手用来耕田，自己养活自己。
大明朝廷当时直接给官吏发大米和布匹。因为老百姓交税交的就是米和棉花等农产品。关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朱元璋也有一套办法——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大米、棉花等税外，还要替政府无偿出力。所谓赋役制度中，赋是指赋税，役是指徭役，也就是空出一段时间给政府免费当劳力，比如修路、修水利等等。总之，农民忙时种田交税、闲时给政府搞基建，官府收粮交公，军队耕田打仗，手工业者大部分集中在京城里的皇家工厂打工。无论税收还是工资，发的都是大米、布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的内部需求。这样一个超级稳定的静态体系，几乎就像木乃伊一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千年不腐。朱元璋显然得意于自己的驻颜有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这就是汉朝的经济制度。
但别忘了，汉朝的制度是为公元前的中国量身打造，到明朝已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二三十年前你拿着大哥大，那是人人羡慕的时髦富豪；现在还拿着大哥大出去招摇，就是人人嘲笑的老古董了。
以粮食和布匹为本位货币，在和平时代是非常不划算的——粮食会霉变，储藏起来每年都要大量损耗。而且大宗粮食运输起来也很沉重，从国内某地调拨到另一地的代价十分惊人。更要命的是，洪武年间，朝廷收入的粮食部分为两千九百四十万石，弘治年间为两千七百余万石，万历年间为两千八百多万石。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十倍，明朝的财税居然两百年不动摇。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皇族俸禄、官员贪污等各项开销却逐渐增长，最终让财政陷入破产。
因此，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套有些类似苏联战时经济的古董财政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最后终于垮掉了。对此，明朝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银：如果把税收改为白银，农民交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囤积白银既不会发霉腐烂，也不会被虫吃，无所谓损耗，而且白银运输起来也比运输大米方便的多。
于是，就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明朝财政白银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有的税收和徭役全部合并。以前农民要出大米、出力气。推出了一条鞭法之后，农民只要交了白银一切都不用管。政府拿着钱再去请人盖房子、搞水利……至此，白银取代粮食，成为了维持大明帝国运转的血液。
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没有想到白银和粮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北，一石粮食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交给军队，改为上交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按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子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子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食，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子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食，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食。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出击，必须临时购进大批粮食，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食，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物价波动。至于长期的物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器、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出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总数至少高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轮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
但奇怪的是，尽管几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头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子，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食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鸡肉每斤四五文、猪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子就能让一户人家办流水席了。
同样是一两银子，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见，尽管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但明朝的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白银并未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出于中国人喜欢攒钱的本性，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户们，每年的进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成了银锭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晋商就曾经把白银铸造成几百斤重的大银块，储藏在地窖里，号称“鬼见愁”（小贼摸进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银子也多半都是藏起来备用。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就这样沉睡在官宦勋贵和地主士绅的府邸里，无形中充当了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有限，保持了大明物价的稳定，也保持了白银比价的坚挺。
但这种虚假的物价平稳形势只是暂时的，到了天启年间，百年不变的物价终于开始了飞速上扬。
——自从万历末年女真兴起的萨尔浒大战之后，大明天下开始变得纷乱起来。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灾害随之降临，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产出，而货币数量却并未减少，于是粮食价格开始上涨。到了天启元年正月，皇宫贴出告示要选妃，引起民间一阵恐慌，为了不让女儿被太监抢入紫禁城，一股紧急出嫁的风潮席卷北京。要结婚就要置办东西，摆宴席用的酒水鱼肉立刻成了紧缺货物。仅仅一个月之后，隐藏已久的物价通胀破土而出，日用品价格一飞冲天——从这时开始，北京城里的一两银子再也买不到一石米了。
由于此时市面上的白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数量，所以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引爆了整个帝国经济体系。这一过度的市场反应很快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整个市面上的所有货物，从粮食到布匹，从土地到房屋，都开始了全面的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手里屯着白银的人——银子不值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火速抛售脱手，囤积粮食布匹之类的消费品，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得银价愈发往下掉！
在天启年间，由于帝国朝政还能勉强运转，所以恶性通货膨胀虽已开始，但涨价速度还不算很快。
等到了战火纷飞、大旱连年的崇祯年间，因为肆虐于内地的流寇和天灾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又迫使人们纷纷开始囤积物资，曾经沉睡在地窖里的白银大批流入市面，参与交易，结果就导致市场上的商品缺口越来越大，各种物价自然火箭般飞速上扬，一石米卖五两银子都是常事了。
如果是在现代社会，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 -->>
第一百十三章、金陵歌舞何时休？（四）
相比于社会总资金的数量，市场上的商品总数永远是短缺的。
这一铁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联盟国家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前苏联几十年辛苦建设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刻，苏联人民本能地把所有的钱投入零售市场扫货囤积，对于这样庞大而密集的瞬间资金流，任何国家的零售市场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唯一的结果就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商品则大面积贬值。
即使换成美国，也同样承受不了这样的剧变——就算当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但假如数以十万亿计算的美元涌出股市、基金、银行这些“货币蓄水池”，一股脑儿地奔向零售市场，那么整个地球的世界市场秩序也会瞬间玩崩：因为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提供价值那么多货币的日常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当政者有没有疯狂开动印钞机，令人精神崩溃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不可避免。
光是恐慌情绪从股市、基金、银行等各个“货币蓄水池”逼出来的巨额现金，就足以让市场完蛋了！
同理，在明末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而给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补上了致命一击。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了达到家业千秋万代的目的，实行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战略。他不但在皇宫象征性的开辟了农田，还多次带着太子去视察农村，告诉他们这就是整个大明帝国的根基。
围绕着农业的运转，朱元璋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将全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农村。
明朝整个文官系统都围绕着农业展开。他们清理户口，丈量土地，形成了庞大的数据网络，作为收取农业赋税的依据。在农村中，每一定数量的户口就会选出粮长，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收粮。收上了粮食之后，每个地方的仓库都有专门的大使（保管专员）。把粮食运到京城和边境的任务，也有专门的漕运兵和指定的某部分农民来完成。各级政府都有户口的数据档案。国土上的人根据各自的职业有相应的户籍，军籍和民籍不能混淆。农民只能守在自己的户籍地址上，不能随意移动，一切都有严密的规定。
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初期保留了一支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但当时极度凋敝的国家财政，是养不起这么多军队的。朱元璋依然采用了非常农村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屯田制度规定，每个卫所（军区）都有自己的土地，士兵们中的三成壮丁用来守城打仗，七成的人手用来耕田，自己养活自己。
大明朝廷当时直接给官吏发大米和布匹。因为老百姓交税交的就是米和棉花等农产品。关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朱元璋也有一套办法——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大米、棉花等税外，还要替政府无偿出力。所谓赋役制度中，赋是指赋税，役是指徭役，也就是空出一段时间给政府免费当劳力，比如修路、修水利等等。总之，农民忙时种田交税、闲时给政府搞基建，官府收粮交公，军队耕田打仗，手工业者大部分集中在京城里的皇家工厂打工。无论税收还是工资，发的都是大米、布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的内部需求。这样一个超级稳定的静态体系，几乎就像木乃伊一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千年不腐。朱元璋显然得意于自己的驻颜有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这就是汉朝的经济制度。
但别忘了，汉朝的制度是为公元前的中国量身打造，到明朝已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二三十年前你拿着大哥大，那是人人羡慕的时髦富豪；现在还拿着大哥大出去招摇，就是人人嘲笑的老古董了。
以粮食和布匹为本位货币，在和平时代是非常不划算的——粮食会霉变，储藏起来每年都要大量损耗。而且大宗粮食运输起来也很沉重，从国内某地调拨到另一地的代价十分惊人。更要命的是，洪武年间，朝廷收入的粮食部分为两千九百四十万石，弘治年间为两千七百余万石，万历年间为两千八百多万石。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十倍，明朝的财税居然两百年不动摇。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皇族俸禄、官员贪污等各项开销却逐渐增长，最终让财政陷入破产。
因此，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套有些类似苏联战时经济的古董财政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最后终于垮掉了。对此，明朝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银：如果把税收改为白银，农民交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囤积白银既不会发霉腐烂，也不会被虫吃，无所谓损耗，而且白银运输起来也比运输大米方便的多。
于是，就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明朝财政白银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有的税收和徭役全部合并。以前农民要出大米、出力气。推出了一条鞭法之后，农民只要交了白银一切都不用管。政府拿着钱再去请人盖房子、搞水利……至此，白银取代粮食，成为了维持大明帝国运转的血液。
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没有想到白银和粮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北，一石粮食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交给军队，改为上交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按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子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子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食，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子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食，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食。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出击，必须临时购进大批粮食，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食，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物价波动。至于长期的物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器、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出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总数至少高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轮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
但奇怪的是，尽管几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头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子，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食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鸡肉每斤四五文、猪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子就能让一户人家办流水席了。
同样是一两银子，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见，尽管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但明朝的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白银并未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出于中国人喜欢攒钱的本性，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户们，每年的进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成了银锭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晋商就曾经把白银铸造成几百斤重的大银块，储藏在地窖里，号称“鬼见愁”（小贼摸进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银子也多半都是藏起来备用。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就这样沉睡在官宦勋贵和地主士绅的府邸里，无形中充当了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有限，保持了大明物价的稳定，也保持了白银比价的坚挺。
但这种虚假的物价平稳形势只是暂时的，到了天启年间，百年不变的物价终于开始了飞速上扬。
——自从万历末年女真兴起的萨尔浒大战之后，大明天下开始变得纷乱起来。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灾害随之降临，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产出，而货币数量却并未减少，于是粮食价格开始上涨。到了天启元年正月，皇宫贴出告示要选妃，引起民间一阵恐慌，为了不让女儿被太监抢入紫禁城，一股紧急出嫁的风潮席卷北京。要结婚就要置办东西，摆宴席用的酒水鱼肉立刻成了紧缺货物。仅仅一个月之后，隐藏已久的物价通胀破土而出，日用品价格一飞冲天——从这时开始，北京城里的一两银子再也买不到一石米了。
由于此时市面上的白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数量，所以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引爆了整个帝国经济体系。这一过度的市场反应很快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整个市面上的所有货物，从粮食到布匹，从土地到房屋，都开始了全面的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手里屯着白银的人——银子不值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火速抛售脱手，囤积粮食布匹之类的消费品，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得银价愈发往下掉！
在天启年间，由于帝国朝政还能勉强运转，所以恶性通货膨胀虽已开始，但涨价速度还不算很快。
等到了战火纷飞、大旱连年的崇祯年间，因为肆虐于内地的流寇和天灾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又迫使人们纷纷开始囤积物资，曾经沉睡在地窖里的白银大批流入市面，参与交易，结果就导致市场上的商品缺口越来越大，各种物价自然火箭般飞速上扬，一石米卖五两银子都是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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