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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福建暗流（中）
思来想去良久，心思繁杂的邹维琏终于睡意全消，于是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从躺椅上慢慢爬起身来，却又实在无心处理公务，于是便从躺椅底下的隔层里，翻出一册《战争史研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虽然对澳洲髡贼勾结国朝武将、危害大明社稷的暴行，邹维琏在心中一向很是愤恨，明面上也总是做出一副与澳洲髡贼势不两立的姿态，但对于这些海外髡人搞出来的这些新鲜玩意儿，邹维琏这位巡抚大人还是挺感兴趣的，故而时常让仆人去市面上收集髡人印制的各类精美书报，然后在私下里细细阅读。
尤其是这份《战争史研究》的期刊，专谈天下兵事，深得邹维琏的关注。其中颇多军国掌故、时局针砭，既有古代的各种经典战例分析，亦有当今天下的战事速报和相关评论。里面的文章字句虽然通俗易懂，多用白话，分析却是由浅入深，说得头头是道，又颇有趣味，而最新一期的《战争史研究》里面，对于大凌河之战的评论文章，更是让邹维琏读得拍案叫绝，心有戚戚，反复诵读了几遍之后，依然赞叹不已。
“……话说天启年间，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当时正值广宁大败，辽东官军已是全线崩溃，各个胆寒。王在晋勘察前线之后，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纵然侥幸收复广宁，也无力坚守。而且国家财力疲敝，根本无法与建奴长久对峙，于是主张尽数放弃辽东、辽西，以长城为边境，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如此便可大大减少军费开销，所需工程费用总共亦不过一百万两银子。
但当朝诸公皆以为，王在晋不谋划恢复辽东失地，反而还要再丢弃辽西，实在怯懦无用，于是将其罢免，改由帝师孙承宗督师辽东。孙阁老倒是一心想要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但朝廷官军在野战之中实在打不过女真建奴，便想出一条堡垒计，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不断往东修堡垒。建奴来了，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一边挺进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
此策如果用在永乐、嘉靖年间，国家财计充裕之时，或许倒也可行。然而自从天启年间以来，天下灾荒频繁，赋税难以征齐，户部银库早已入不敷出。孙督师为了推行堡垒战术，在辽西集结十余万大军，还要修堡垒、铸火炮、囤积粮秣，却依然无力主动出击，反而每逢野战必败，未能收复一寸失地，不能遣散大军休养生息，军费开销自然也降不下来，还白白送给了建奴大笔的粮草、兵器、马匹和饷银。而且每一次女真兵来袭，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
结果，朝廷在辽西关宁军身上每年花费的军饷，居然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之多，而之前朝廷户部的岁入，也不过每年四百万两上下，户部很快就开始哭爹叫娘。孙阁老看看似乎不行，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在辽西屯田，但辽西之地能够收获的粮秣赋税，折合白银只有十五万两。而且在关外屯田的话，如果关宁军无法在野战之中击败建奴，没办法阻止敌军劫掠，那么你这些屯田里的庄稼就等于是为女真人种的。
这般入不敷出之下，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山陕边军哗变，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东也是不堪重负，民变蜂起。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只要孙阁老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迟早要被活活拖垮……”
※※※※※※※※※※※※※※※※※※※※※※※
“……唉，哪怕是内阁重臣，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
放下手中的《战争史研究》，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道，“……可纵然看透了，又能如何呢？”
——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邹维琏当然知道孙承宗这种堡垒战术的弊端，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子，还有连年赤字的户部账簿，百官群臣就都知道：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可是，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以此来节约开支？难道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宁远各城的罪责？
嗯，多少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
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子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食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而刚刚闹过庚子义和团之乱、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强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经费了，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眼神，毅然废止了漕运——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有的改行去闯荡上海滩，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同理，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不仅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全国赋税投进去都不够，而且一旦真打起来，攻也攻不动，守也守不住。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不过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垒，被后金军扫荡得只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钱粮物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只是有几座特别坚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
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代价却是四海骚然、中原大乱，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边军断饷绝粮、纷纷哗变，无数流寇横行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各省，搅得全国动荡不宁。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就该明白明末的朝廷国力，已经根本支撑不起这种堡垒战术了。
既然这种堡垒战术如此糟糕，既浪费钱... -->>
第七十八章、福建暗流（中）
思来想去良久，心思繁杂的邹维琏终于睡意全消，于是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从躺椅上慢慢爬起身来，却又实在无心处理公务，于是便从躺椅底下的隔层里，翻出一册《战争史研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虽然对澳洲髡贼勾结国朝武将、危害大明社稷的暴行，邹维琏在心中一向很是愤恨，明面上也总是做出一副与澳洲髡贼势不两立的姿态，但对于这些海外髡人搞出来的这些新鲜玩意儿，邹维琏这位巡抚大人还是挺感兴趣的，故而时常让仆人去市面上收集髡人印制的各类精美书报，然后在私下里细细阅读。
尤其是这份《战争史研究》的期刊，专谈天下兵事，深得邹维琏的关注。其中颇多军国掌故、时局针砭，既有古代的各种经典战例分析，亦有当今天下的战事速报和相关评论。里面的文章字句虽然通俗易懂，多用白话，分析却是由浅入深，说得头头是道，又颇有趣味，而最新一期的《战争史研究》里面，对于大凌河之战的评论文章，更是让邹维琏读得拍案叫绝，心有戚戚，反复诵读了几遍之后，依然赞叹不已。
“……话说天启年间，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当时正值广宁大败，辽东官军已是全线崩溃，各个胆寒。王在晋勘察前线之后，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纵然侥幸收复广宁，也无力坚守。而且国家财力疲敝，根本无法与建奴长久对峙，于是主张尽数放弃辽东、辽西，以长城为边境，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如此便可大大减少军费开销，所需工程费用总共亦不过一百万两银子。
但当朝诸公皆以为，王在晋不谋划恢复辽东失地，反而还要再丢弃辽西，实在怯懦无用，于是将其罢免，改由帝师孙承宗督师辽东。孙阁老倒是一心想要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但朝廷官军在野战之中实在打不过女真建奴，便想出一条堡垒计，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不断往东修堡垒。建奴来了，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一边挺进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
此策如果用在永乐、嘉靖年间，国家财计充裕之时，或许倒也可行。然而自从天启年间以来，天下灾荒频繁，赋税难以征齐，户部银库早已入不敷出。孙督师为了推行堡垒战术，在辽西集结十余万大军，还要修堡垒、铸火炮、囤积粮秣，却依然无力主动出击，反而每逢野战必败，未能收复一寸失地，不能遣散大军休养生息，军费开销自然也降不下来，还白白送给了建奴大笔的粮草、兵器、马匹和饷银。而且每一次女真兵来袭，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
结果，朝廷在辽西关宁军身上每年花费的军饷，居然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之多，而之前朝廷户部的岁入，也不过每年四百万两上下，户部很快就开始哭爹叫娘。孙阁老看看似乎不行，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在辽西屯田，但辽西之地能够收获的粮秣赋税，折合白银只有十五万两。而且在关外屯田的话，如果关宁军无法在野战之中击败建奴，没办法阻止敌军劫掠，那么你这些屯田里的庄稼就等于是为女真人种的。
这般入不敷出之下，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山陕边军哗变，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东也是不堪重负，民变蜂起。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只要孙阁老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迟早要被活活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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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哪怕是内阁重臣，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
放下手中的《战争史研究》，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道，“……可纵然看透了，又能如何呢？”
——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邹维琏当然知道孙承宗这种堡垒战术的弊端，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子，还有连年赤字的户部账簿，百官群臣就都知道：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可是，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以此来节约开支？难道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宁远各城的罪责？
嗯，多少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
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子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食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而刚刚闹过庚子义和团之乱、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强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经费了，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眼神，毅然废止了漕运——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有的改行去闯荡上海滩，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同理，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不仅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全国赋税投进去都不够，而且一旦真打起来，攻也攻不动，守也守不住。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不过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垒，被后金军扫荡得只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钱粮物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只是有几座特别坚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
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代价却是四海骚然、中原大乱，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边军断饷绝粮、纷纷哗变，无数流寇横行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各省，搅得全国动荡不宁。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就该明白明末的朝廷国力，已经根本支撑不起这种堡垒战术了。
既然这种堡垒战术如此糟糕，既浪费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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