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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
第十三个瞬间：蛰伏的荷兰人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冬，台湾，大员港（现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
虽然此时已是冬天，但在台湾，除了早晚时分稍有寒意之外，白日里的天气依然还算温暖。
迎着阵阵清爽的海风，一个衣着奢华的中年荷兰男子坐在大员港荷兰商馆的阳台上，一边惬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一边挥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肉排、烤鱼、菜汤、糕点和水果组成的丰盛午餐。
此人神态高傲而又凶残，目光犀利，前额宽阔，嘴边留着两撇细长的八字须，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热带的阳光之后，他曾经苍白的皮肤也早已变成古铜色。这个人就是第五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行政长官：汉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一切特征：精明、冷酷、工于心计和坚忍不拔——唯有具备如此素质，才能在陌生的异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过，今天的普特曼斯总督显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把还剩下大半饭菜的白瓷餐盘推到一旁，然后端起一杯朗姆酒，一边小口抿着，一边俯瞰着阳台外面的大员港风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还在修建之中的热兰遮城堡、永远热闹喧嚣的酒馆、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的亚力酒，又从海南岛运来朗姆酒，专门用来向土著交换皮货。因为让土人染上酒瘾，乃是大航海时代许多贸易公司的惯用手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买太多的零碎玩意儿，要迫使土著经常来做交易。只有在烟酒之类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动脑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瘾，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盘剥的可怜虫。从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群岛，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
当然，作为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码头——与往年相比，今年来到大员贸易的商人暴涨了好几倍。码头周围停泊满了大小不一的船只，除了少数荷兰船之外，大多数都是广船、福船之类的中国船只。码头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货栈和堆场，等待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大员港……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啊……”
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纠结情感，普特曼斯总督低声嘟囔着，同时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缓缓出港的海船——这是一艘体积相当于西班牙盖伦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长和美观的多，两根桅杆之间的烟囱正在不断冒着黑烟，而在桅杆的顶端，则高高飘扬着一面蓝底白星的启明星旗……
——这就是普特曼斯总督近年来一切欣喜与苦恼的来源，同时也是大员港荷兰殖民地的噩梦和救星。
“……可是……这座福尔摩沙岛，却从此不再属于尼德兰联合省了……”他无奈地叹息道。
回顾1629年，普特曼斯总督刚刚来到大员港上任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殖民据点正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福建沿海各路海盗的争斗而陷入停顿，与日本的贸易也因为外交冲突而中断（荷兰人想要在台湾设置海关，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人课税，但日本不承认台湾是荷兰领土，双方爆发矛盾），从福尔摩沙（大家都知道这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吧）的土人和中国移民身上同样榨不出足够的油水，大员港荷兰商馆的财务状况处于连年的赤字状态。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同样盯上了这座岛屿，不仅在北方的鸡笼（基隆）和淡水两地修筑了城堡，还一度从菲律宾派遣了武装船队攻打大员港，如果不是一场奇迹般的风暴吹散了这支西班牙船队，当时防御力量极为薄弱的大员港几乎是注定要陷落了。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首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发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发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1630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发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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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
第十三个瞬间：蛰伏的荷兰人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冬，台湾，大员港（现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
虽然此时已是冬天，但在台湾，除了早晚时分稍有寒意之外，白日里的天气依然还算温暖。
迎着阵阵清爽的海风，一个衣着奢华的中年荷兰男子坐在大员港荷兰商馆的阳台上，一边惬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一边挥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肉排、烤鱼、菜汤、糕点和水果组成的丰盛午餐。
此人神态高傲而又凶残，目光犀利，前额宽阔，嘴边留着两撇细长的八字须，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热带的阳光之后，他曾经苍白的皮肤也早已变成古铜色。这个人就是第五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行政长官：汉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一切特征：精明、冷酷、工于心计和坚忍不拔——唯有具备如此素质，才能在陌生的异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过，今天的普特曼斯总督显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把还剩下大半饭菜的白瓷餐盘推到一旁，然后端起一杯朗姆酒，一边小口抿着，一边俯瞰着阳台外面的大员港风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还在修建之中的热兰遮城堡、永远热闹喧嚣的酒馆、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的亚力酒，又从海南岛运来朗姆酒，专门用来向土著交换皮货。因为让土人染上酒瘾，乃是大航海时代许多贸易公司的惯用手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买太多的零碎玩意儿，要迫使土著经常来做交易。只有在烟酒之类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动脑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瘾，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盘剥的可怜虫。从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群岛，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
当然，作为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码头——与往年相比，今年来到大员贸易的商人暴涨了好几倍。码头周围停泊满了大小不一的船只，除了少数荷兰船之外，大多数都是广船、福船之类的中国船只。码头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货栈和堆场，等待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大员港……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啊……”
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纠结情感，普特曼斯总督低声嘟囔着，同时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缓缓出港的海船——这是一艘体积相当于西班牙盖伦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长和美观的多，两根桅杆之间的烟囱正在不断冒着黑烟，而在桅杆的顶端，则高高飘扬着一面蓝底白星的启明星旗……
——这就是普特曼斯总督近年来一切欣喜与苦恼的来源，同时也是大员港荷兰殖民地的噩梦和救星。
“……可是……这座福尔摩沙岛，却从此不再属于尼德兰联合省了……”他无奈地叹息道。
回顾1629年，普特曼斯总督刚刚来到大员港上任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殖民据点正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福建沿海各路海盗的争斗而陷入停顿，与日本的贸易也因为外交冲突而中断（荷兰人想要在台湾设置海关，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人课税，但日本不承认台湾是荷兰领土，双方爆发矛盾），从福尔摩沙（大家都知道这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吧）的土人和中国移民身上同样榨不出足够的油水，大员港荷兰商馆的财务状况处于连年的赤字状态。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同样盯上了这座岛屿，不仅在北方的鸡笼（基隆）和淡水两地修筑了城堡，还一度从菲律宾派遣了武装船队攻打大员港，如果不是一场奇迹般的风暴吹散了这支西班牙船队，当时防御力量极为薄弱的大员港几乎是注定要陷落了。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首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发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发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1630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发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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