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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上写信给傅潜陈述了前线形势：“潜屯中山，绍斌三驰书于潜，且言：“边众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与战，慎无穷追。”可见辽兵来势之凶猛。此外各边将纷纷要求定州的三路总指挥傅潜增援“延昭与杨嗣、石普屡请益兵以战”，不过傅潜统统一概加以拒绝紧缩唐河防线。辽军前锋被击溃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会同主力十月在萧太后的带领下再次突入宋朝边境，攻打遂城要塞，遂城守将是杨业之子杨延昭，此人号称“杨无敌”颇有大将之风，他采取了女真人冰城战术在城头上浇水，由于天寒结冰后非常湿滑，辽兵难以立足，只得悻悻而退，撤退时遭到宋军袭击，丢弃了不少铠仗辎重。萧太后在遂城碰了一鼻子灰后不甘失败继续南下，攻击定州西北狼山镇石砦。对于辽军的入侵宋军将士士气高昂出战很多士兵“咸自置铁挝、铁棰，争欲奋击”但主将傅潜依然坚持防御策略，闭门不出。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贸易组织机构与实施办法
熙宁七年，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此事。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使茶马贸易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一）茶马贸易组织机构：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马贸易政策具体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茶学学术界的深思。
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历史的客观事实果真如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复原历史客观真实面目，而有利增进地区联谊，加强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可见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京畿路治：开封府京东东路治：青州（山东益都）京东西路治：应天府（河南商丘旧城）京西南路治：襄州（襄樊市）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洛阳市）河北东路治：大名府（大名县）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正定）河东路治：太原府永兴军路治：京兆府（西安）秦凤路治：秦州（天水市）淮南东路治：扬州淮南西路治：寿州（安徽省凤台县）两浙路治：杭州江南东路治：江宁府（南京市）江南西路治：洪州（南昌市）福建路治：福州荆湖南路治：谭州（长沙市）荆湖北路治：江陵府（湖北江陵县）广南东路治：广州广南西路治：桂州（桂林市）成都府路治：成都府梓州路治：梓州（四川三台县）利州路治：光元府（汉中市）夔州路治：夔州（奉节县）前面说到的路制，均指转运使分路，至于安抚使和提点刑狱使的分路则有所不同。北宋仁宗庆历（1041）以后，以防御契丹和西夏的军事行动是否指挥灵便考虑，将河北分为四路安抚司，陕西分作六路安抚司。河北四路安抚司分路为：大名府路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高阳关路治：河间府（今河北河间）真定府路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定州路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陕西六路安抚司分路为：永兴军路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鄜延路治：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环庆路治：庆州（今甘肃庆阳）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熙州（今甘肃临洮）南宋高宗听从李纲的建议，于南方各路普遍设置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政，地位在转运使之上，所以，南宋的路制皆指安抚司的分路。南宋偏安江南，与金朝划淮水、秦岭大散关为界，半壁河山，只
图片说明：1.辽上京皇城遗址2.乌兰坝草原3.乌兰坝草原4.原始森林5.契丹石房子6.真寂之寺7.8.9.萧太后点将台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广阔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公元918年，太祖耶律阿保机令汉人康默记充版筑使建立京城，名“皇都”。公元938年，将皇都改为上京，府曰临潢，改国号为大辽。辽上京分南北二城，两城连接呈“日”字型，“北曰皇城、南曰汉城”。两城周长约合25华里。
萧太后点将台坐落在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哈巴其拉嘎查北三公里处。所谓点将台，实际是一巨大孤石。孤石高约30米，周长50米，平地拔起，无依无靠，四周是缓坡草地，孤石显得突兀孤傲，伟岸凝重。因孤石平平稳稳地坐落在草原上，有如当地牧民家中的炕桌，故有“石桌子”之俗称。
这里说的萧太后，指的是辽朝第五代皇帝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姓萧名绰，小字燕燕。
乾亨四年（982年）九月，辽景宗崩于西京的焦山（今山西大同附近）行在。按照景宗遣诏，景宗之于耶律隆绪继皇帝位，称为圣宗，其母萧绰被尊皇太后摄国政。当时萧绰年仅30，圣宗只有12岁，加之诸王宗室拥兵握权，南边与宋朝经常发生边界纠纷，因此，圣宗和萧太后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南面枢密使韩德让和北面枢密使耶律斜轸对萧绰说：“信任我等，何患之有？”于是，萧绰与韩德让、耶律斜轸一同参决国事。南面的军事委托给耶律休哥，韩德让总管宿卫事，大辽边境和萧绰母子的安全得到了保证。韩德让在萧绰的支持下，撤换了一批大臣，并夺了他们的兵权，使圣宗的地位得以巩固。但北宋于乾亨二年（980年）开始挑起的为了收复燕云16州的北伐契丹之战，并没有结束。
五代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年）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国号晋。为报答契丹援立之恩，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井把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北宋认为燕云16州是中原故地．理应收复。于是，宋太宗赵光义于乾亨元年（979年）灭北汉后，为收复燕云16州，乘胜北伐辽朝，在瓦桥关战役中大败，但伐辽的决心未改。乾亨四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伐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认为辽朝易主人心不定，圣宗耶律隆绪年幼，萧太后女流可欺。于是，统和四年（986年），他下令兵分三路再次北伐契丹。在多年的战争中，两朝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统和十五年（997年），宋太宗赵光义崩，其子赵恒继位。赵恒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本人和许多朝臣产生了“厌兵”倾向和“恐辽”情绪，部分将领贪生怕死，宋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而辽朝逐淅变被动为主动。不时发动侵宋战争。统和十七年（999年）以来，辽军在遂城，瀛州、望都等战役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萧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发动了著名的“澶渊大战”。这年九月已丑日清晨，辽军20万兵马聚集在辽上京西南十三公里今哈巴其拉草原“石桌子”山附近，分列40个方队，厦盖了石桌子山周围广阔的草原。草原上战马嘶鸣，旌旗蔽日，刀光剑影，铠甲生辉，将帅威武沉着，士卒斗志旺盛，展现了辽军的强大阵容。
辰时，只见一队人马从辽上京临潢府方向急驰而来。率领在前面的是皇太后萧绰，紧随其后的是圣宗耶律隆绪。韩德让、萧挞凛等将领护其左右。前面打着龙凤日月大旗，萧太后骑着桃红宝马，身着黄袍银甲战服，手持方天画戟，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看其形象，哪里是柔美的女子，而是冲锋陷阵的勇武将军。
只见萧绰母于二人风驰电掣般掠过方队，跃马登上石桌子山顶。萧绰高声宣谕：宋朝欺我新主年幼，欲夺我燕云宝地，数年征战，宋军元气大伤，但，仍为我大辽之后患。为了打击敌人，巩固疆土，今我与皇帝御驾亲征，望我大辽将士，精诚团结，勇敢杀敌，夺取最后胜利全体将领兵丁知皇太后与皇帝亲征，倍受鼓舞，精神大振，雀跃欢呼，誓立奇功。
萧太后一声令下，20万大军奔赴疆场。萧绰运筹帷幄，将士威猛如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辽军抵达黄河北岸的澶渊城下，直接威胁着宋朝都城汴梁。然而辽军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萧绰恐怕腹背受敌而惨遭大败，因此，与宋朝协商，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为弟，宋真宗赵恒为兄，称萧太后为婶母，并规定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就此两国罢兵。
“澶渊之盟”不仅是辽宋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它开创了辽、宋两朝长达百余年和平交往的新时期，有力地促进了南北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萧太后孤石点将的故事在巴林草原广为流传，石桌子山被称之为（未完待续）
后马上写信给傅潜陈述了前线形势：“潜屯中山，绍斌三驰书于潜，且言：“边众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与战，慎无穷追。”可见辽兵来势之凶猛。此外各边将纷纷要求定州的三路总指挥傅潜增援“延昭与杨嗣、石普屡请益兵以战”，不过傅潜统统一概加以拒绝紧缩唐河防线。辽军前锋被击溃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会同主力十月在萧太后的带领下再次突入宋朝边境，攻打遂城要塞，遂城守将是杨业之子杨延昭，此人号称“杨无敌”颇有大将之风，他采取了女真人冰城战术在城头上浇水，由于天寒结冰后非常湿滑，辽兵难以立足，只得悻悻而退，撤退时遭到宋军袭击，丢弃了不少铠仗辎重。萧太后在遂城碰了一鼻子灰后不甘失败继续南下，攻击定州西北狼山镇石砦。对于辽军的入侵宋军将士士气高昂出战很多士兵“咸自置铁挝、铁棰，争欲奋击”但主将傅潜依然坚持防御策略，闭门不出。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贸易组织机构与实施办法
熙宁七年，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此事。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使茶马贸易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一）茶马贸易组织机构：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马贸易政策具体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茶学学术界的深思。
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历史的客观事实果真如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复原历史客观真实面目，而有利增进地区联谊，加强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可见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京畿路治：开封府京东东路治：青州（山东益都）京东西路治：应天府（河南商丘旧城）京西南路治：襄州（襄樊市）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洛阳市）河北东路治：大名府（大名县）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正定）河东路治：太原府永兴军路治：京兆府（西安）秦凤路治：秦州（天水市）淮南东路治：扬州淮南西路治：寿州（安徽省凤台县）两浙路治：杭州江南东路治：江宁府（南京市）江南西路治：洪州（南昌市）福建路治：福州荆湖南路治：谭州（长沙市）荆湖北路治：江陵府（湖北江陵县）广南东路治：广州广南西路治：桂州（桂林市）成都府路治：成都府梓州路治：梓州（四川三台县）利州路治：光元府（汉中市）夔州路治：夔州（奉节县）前面说到的路制，均指转运使分路，至于安抚使和提点刑狱使的分路则有所不同。北宋仁宗庆历（1041）以后，以防御契丹和西夏的军事行动是否指挥灵便考虑，将河北分为四路安抚司，陕西分作六路安抚司。河北四路安抚司分路为：大名府路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高阳关路治：河间府（今河北河间）真定府路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定州路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陕西六路安抚司分路为：永兴军路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鄜延路治：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环庆路治：庆州（今甘肃庆阳）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熙州（今甘肃临洮）南宋高宗听从李纲的建议，于南方各路普遍设置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政，地位在转运使之上，所以，南宋的路制皆指安抚司的分路。南宋偏安江南，与金朝划淮水、秦岭大散关为界，半壁河山，只
图片说明：1.辽上京皇城遗址2.乌兰坝草原3.乌兰坝草原4.原始森林5.契丹石房子6.真寂之寺7.8.9.萧太后点将台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广阔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公元918年，太祖耶律阿保机令汉人康默记充版筑使建立京城，名“皇都”。公元938年，将皇都改为上京，府曰临潢，改国号为大辽。辽上京分南北二城，两城连接呈“日”字型，“北曰皇城、南曰汉城”。两城周长约合25华里。
萧太后点将台坐落在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哈巴其拉嘎查北三公里处。所谓点将台，实际是一巨大孤石。孤石高约30米，周长50米，平地拔起，无依无靠，四周是缓坡草地，孤石显得突兀孤傲，伟岸凝重。因孤石平平稳稳地坐落在草原上，有如当地牧民家中的炕桌，故有“石桌子”之俗称。
这里说的萧太后，指的是辽朝第五代皇帝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姓萧名绰，小字燕燕。
乾亨四年（982年）九月，辽景宗崩于西京的焦山（今山西大同附近）行在。按照景宗遣诏，景宗之于耶律隆绪继皇帝位，称为圣宗，其母萧绰被尊皇太后摄国政。当时萧绰年仅30，圣宗只有12岁，加之诸王宗室拥兵握权，南边与宋朝经常发生边界纠纷，因此，圣宗和萧太后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南面枢密使韩德让和北面枢密使耶律斜轸对萧绰说：“信任我等，何患之有？”于是，萧绰与韩德让、耶律斜轸一同参决国事。南面的军事委托给耶律休哥，韩德让总管宿卫事，大辽边境和萧绰母子的安全得到了保证。韩德让在萧绰的支持下，撤换了一批大臣，并夺了他们的兵权，使圣宗的地位得以巩固。但北宋于乾亨二年（980年）开始挑起的为了收复燕云16州的北伐契丹之战，并没有结束。
五代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年）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国号晋。为报答契丹援立之恩，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井把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北宋认为燕云16州是中原故地．理应收复。于是，宋太宗赵光义于乾亨元年（979年）灭北汉后，为收复燕云16州，乘胜北伐辽朝，在瓦桥关战役中大败，但伐辽的决心未改。乾亨四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伐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认为辽朝易主人心不定，圣宗耶律隆绪年幼，萧太后女流可欺。于是，统和四年（986年），他下令兵分三路再次北伐契丹。在多年的战争中，两朝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统和十五年（997年），宋太宗赵光义崩，其子赵恒继位。赵恒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本人和许多朝臣产生了“厌兵”倾向和“恐辽”情绪，部分将领贪生怕死，宋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而辽朝逐淅变被动为主动。不时发动侵宋战争。统和十七年（999年）以来，辽军在遂城，瀛州、望都等战役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萧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发动了著名的“澶渊大战”。这年九月已丑日清晨，辽军20万兵马聚集在辽上京西南十三公里今哈巴其拉草原“石桌子”山附近，分列40个方队，厦盖了石桌子山周围广阔的草原。草原上战马嘶鸣，旌旗蔽日，刀光剑影，铠甲生辉，将帅威武沉着，士卒斗志旺盛，展现了辽军的强大阵容。
辰时，只见一队人马从辽上京临潢府方向急驰而来。率领在前面的是皇太后萧绰，紧随其后的是圣宗耶律隆绪。韩德让、萧挞凛等将领护其左右。前面打着龙凤日月大旗，萧太后骑着桃红宝马，身着黄袍银甲战服，手持方天画戟，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看其形象，哪里是柔美的女子，而是冲锋陷阵的勇武将军。
只见萧绰母于二人风驰电掣般掠过方队，跃马登上石桌子山顶。萧绰高声宣谕：宋朝欺我新主年幼，欲夺我燕云宝地，数年征战，宋军元气大伤，但，仍为我大辽之后患。为了打击敌人，巩固疆土，今我与皇帝御驾亲征，望我大辽将士，精诚团结，勇敢杀敌，夺取最后胜利全体将领兵丁知皇太后与皇帝亲征，倍受鼓舞，精神大振，雀跃欢呼，誓立奇功。
萧太后一声令下，20万大军奔赴疆场。萧绰运筹帷幄，将士威猛如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辽军抵达黄河北岸的澶渊城下，直接威胁着宋朝都城汴梁。然而辽军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萧绰恐怕腹背受敌而惨遭大败，因此，与宋朝协商，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为弟，宋真宗赵恒为兄，称萧太后为婶母，并规定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就此两国罢兵。
“澶渊之盟”不仅是辽宋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它开创了辽、宋两朝长达百余年和平交往的新时期，有力地促进了南北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萧太后孤石点将的故事在巴林草原广为流传，石桌子山被称之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