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www.biquge34.net,约翰·克里斯朵夫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希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
克利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的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
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望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沃陶伯父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直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而更便宜的住所。
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作主。克利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教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莱,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意莎打定主意;她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她心爱的家属的人。
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教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各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护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的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吃完就分手:克利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的溜进家里,提着足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思不想的呆在那里,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片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的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直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
鲁意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的走来走去。一忽儿脚声听不见了,她可以几小时的没有声音。克利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的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的这样动辄焦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她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她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她想起一些往事;她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她垂着手臂,瘫在椅子里,几小时的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
现在,可怜的鲁意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儿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尽够照明她的一生。曼希沃给她的磨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他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她生气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希沃固然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她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她也跟她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希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她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她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象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她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她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她留下辛酸的回忆;她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希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她了,她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她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oe?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也没有:她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她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利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她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你瞧,我整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罢,"她很和顺的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的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摩着她的头:“哎,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的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她把他紧紧的搂着,"你不会离开我罢?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罢?”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罢。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象孩子一样紧紧的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罢,别乱想了”
她慢慢的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气,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片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楞头楞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其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1特别引其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1十八世纪的巴赫与十九世纪的门德尔松都作有宗教音乐,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
他很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覆,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呕!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甫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甫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的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的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湮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庇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平复,非常热烈的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的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罢,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疲乏了。但他勉强教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末,"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末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的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统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对象敷陈演绎,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的一起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猜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可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
等到莱沃那骇然发觉克利斯朵夫的中毒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田地,就对他不再发生兴趣了。他记得人家的嘱咐,说不要浪费光阴去和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争辩,——至少在他们一味固执,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既不会使对方得益,反而有把自己也弄糊涂了的危险。最好让这种可怜虫听凭上帝安排;要是上帝有意思的话,自然会点醒他的;要是上帝没有这意思,那不是谁也没有办法吗?于是莱沃那不想再继续辩论。他只温和的说目前是无法可想了,一个人要决意不肯睁开眼来,那末任何推理都不能给他指示道路的;他劝克利斯朵夫祈祷,求上帝的恩宠:没有恩宠是什么都不成的;要信仰,必须心里要信仰。
心里要?... -->>
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希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
克利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的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
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望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沃陶伯父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直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而更便宜的住所。
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作主。克利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教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莱,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意莎打定主意;她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她心爱的家属的人。
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教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各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护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的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吃完就分手:克利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的溜进家里,提着足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思不想的呆在那里,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片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的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直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
鲁意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的走来走去。一忽儿脚声听不见了,她可以几小时的没有声音。克利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的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的这样动辄焦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她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她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她想起一些往事;她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她垂着手臂,瘫在椅子里,几小时的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
现在,可怜的鲁意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儿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尽够照明她的一生。曼希沃给她的磨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他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她生气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希沃固然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她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她也跟她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希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她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她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象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她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她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她留下辛酸的回忆;她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希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她了,她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她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oe?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也没有:她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她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利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她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你瞧,我整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罢,"她很和顺的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的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摩着她的头:“哎,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的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她把他紧紧的搂着,"你不会离开我罢?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罢?”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罢。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象孩子一样紧紧的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罢,别乱想了”
她慢慢的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气,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片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楞头楞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其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1特别引其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1十八世纪的巴赫与十九世纪的门德尔松都作有宗教音乐,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
他很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覆,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呕!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甫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甫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的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的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湮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庇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平复,非常热烈的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的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罢,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疲乏了。但他勉强教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末,"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末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的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统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对象敷陈演绎,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的一起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猜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可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
等到莱沃那骇然发觉克利斯朵夫的中毒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田地,就对他不再发生兴趣了。他记得人家的嘱咐,说不要浪费光阴去和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争辩,——至少在他们一味固执,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既不会使对方得益,反而有把自己也弄糊涂了的危险。最好让这种可怜虫听凭上帝安排;要是上帝有意思的话,自然会点醒他的;要是上帝没有这意思,那不是谁也没有办法吗?于是莱沃那不想再继续辩论。他只温和的说目前是无法可想了,一个人要决意不肯睁开眼来,那末任何推理都不能给他指示道路的;他劝克利斯朵夫祈祷,求上帝的恩宠:没有恩宠是什么都不成的;要信仰,必须心里要信仰。
心里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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