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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他眼前拉开了妻子，他这才轻松下来。妻子的哭骂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女人是比叔叔更能引起人残酷的欲望的，她立即挨了揍。她是那样暴跳如雷，骂不绝口，拼力挣扎，人群中掀起波涛般的骚动，唏嘘一片。一幕戏剧到了最最激动人心的处，太阳也就下山了。
妻子对叔叔的忠诚，在这一事件中，证明是不容怀疑的。本来造反派是要争取她的同盟，可她毫不考虑便大骂出口。将她押上历史舞台，实是出于不得已，造反派们这样想。她将叔叔视作自己的生命。在对叔叔的爱的面前，她的自尊心，她的羞耻感，全都迟钝了，只有这爱是灵敏的、活泼的、力量无穷的。这是她与叔叔不相同的地方，叔叔视光荣如自己的生命。
这场悲天撼地的戏剧结束在日暮时分，半个月以后，叔叔便被放回了家。在那最最激动人心的演出之后，所有的场景都变得平淡无奇。叔叔这一个角色算是告一段落。而整个小镇在那惊世骇俗的场面之后，也平静下来，过了一段无风无浪的日子。
经历了这些之后，叔叔和妻子的关系会获得什么变化呢？人们认为叔叔和妻子的感情增进了，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所以，当叔叔日后要求离婚的时候，招了白眼。叔叔成了背信弃义的典范，所有的人都在骂他忘本。故事如果这样发展，难免落入俗套，成了一个道德训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想应当留给别人去讲，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叔叔的痛苦方面，或者快乐方面的经验。因我以为人性最崇高的境界是欢乐的境界，快乐是比欢乐低一个级别。快乐还含有人感官方面的愉悦，但已经相当接近欢乐的最高境界了。欢乐是人的灵魂所能获得的最高愉悦，灵魂在最终获得愉悦的路途中，要经历些什么呢？历代的哲人相继歌颂欢乐，于是作为欢乐对立面的痛苦便也成为世世代代永远不衰的主题。痛苦由于是与欢乐对峙，因而也是一个崇高的境界。我却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错过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末代子孙.是否有资格和可能接触痛苦与欢乐这样崇高的题材。人类的文明已创造出上万种互相践踏和自我践踏的刑罚；在伟大的历史记载中，个人的命运只是短暂的瞬间，草芥不如。我们的痛苦是那么卑微，那么毫无价值，简直称不上是痛苦，我们的快乐则只是苟且偷欢，眼烟云，简直也箅不上是快乐。我们是委琐而卑贱的人们，我们自相残杀，将白刃与红刃见于鸡毛蒜皮的琐屑摩擦之中，我们有无脸面写痛苦和快乐的故事？所以，也许我关于叔叔的故事，从根本立意上就是不存在的。我苦心经营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是为了什么？故事其实全都起源于那一天的一个突然的认识，一个人造成了我心如刀绞的经历，我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从此，我常常在想“快乐”这一个力所难及的事情。然后，我就向叔叔借来一个故事。从现实出发，我只选用“快乐”这一个稍稍低级的题目，使我不致彻底失败。这是我第二次在叙述故事的起源，以后还将有第三次的叙述。
从我叙述的初衷出发，在经历了那一场患难后，叔叔觉得这婚姻和爱情不堪忍受。他觉得婚姻非但没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分担他身受的屈辱和不幸，反而加剧了这屈辱和不幸，并且使这屈辱具有了形式的外壳，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遗忘的可能了。可是这只是叔叔灵魂上的看法，他的肉身上，却有许多有求于婚姻的地方，比如安全感，比如温饱，比如性欲。而且，为了使自己忽略灵魂的抵触，叔叔有意无意地夸大、强调、扩张他肉身的需要，使这需要成为第一位的，与生存联系起。这是一个灵魂的休息的时期，叔叔变成了一个主义者，他变得贪得无厌。他学会了喝劣质的白酒，用报纸边缘卷粗劣的烟丝吸，到了夜里就力大无穷，花样百出，使得妻子彻夜无法安眠。他甚至学会了本地男人特有的传统本领，就是打老婆。开始，他是在自己屋子里打，关了门，不许老婆哭叫出声。后来，愈演愈烈，他们开始打到院子里来了。再后来，就打上了街。当人们看见叔叔手里握着一根拨火棍，满街撵着嗷嗷哭的女人，就好像撵着一头不肯回窝的母猪。这时候，人们便从心底里认同了叔叔，把叔叔看做是小镇上正式的居民。他们用他们那种亲呢而不无猥亵的语言议论和嘲笑叔叔，原先一个城市文化人在他们心目中那种又敬畏又排斥的地位，如今荡然无存。叔叔还学会了骂仗，这往往用于和他岳母之间。当他岳母刻毒地骂他“右派分子”或者“流氓分子”的时候，他便更为刻毒地骂岳母是“克夫命”和“绝子命”有时候，他喝了酒，就骂骂咧咧的，她们母女三代都是他养活着，几乎将他的血榨干了；他说他的婚姻简直就是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圈套，他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他还说他女人将他当做囚徒，为了她们的生计而使他失去自由。叔叔渐渐有些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他在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分外紧张，大人孩子噤若寒蝉。也有他喝了酒反比较清醒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捶打自己的脑袋和胸膛，骂自己不是人，没有本事和社会抗衡，与命运斗争，只能来欺侮女人，他是个窝囊废、孬种；他不再说这家庭榨他的血汗，反骂自己害了这家庭，使她们蒙受了羞耻和苦难。女人忍不住去劝他，他倒又变了脸，狰狞可怖，使得凶悍的女人见他都怕了三分。这是他在家里的表现，到了学校则又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随和，谦虚，很好说话；如有人当面说了令他难堪的话，他也装作听不见或听不懂；他还很会附和别人的意见.人们无论说什么，他总是“对，对，对”的。在后来的每一次运动的浪潮中，比如“清理阶级队伍”比如“一打三反”比如“揪出‘五一六’”他的问题总要被旧话重提，再来一番批斗，可是这已远远不能刺激小镇的居民了，甚至对叔叔也没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了。他走过糟蹋他的大字报前时心里很平静，还有心情去欣赏上面的漫画。叔叔已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得过且过。
即从他眼前拉开了妻子，他这才轻松下来。妻子的哭骂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女人是比叔叔更能引起人残酷的欲望的，她立即挨了揍。她是那样暴跳如雷，骂不绝口，拼力挣扎，人群中掀起波涛般的骚动，唏嘘一片。一幕戏剧到了最最激动人心的处，太阳也就下山了。
妻子对叔叔的忠诚，在这一事件中，证明是不容怀疑的。本来造反派是要争取她的同盟，可她毫不考虑便大骂出口。将她押上历史舞台，实是出于不得已，造反派们这样想。她将叔叔视作自己的生命。在对叔叔的爱的面前，她的自尊心，她的羞耻感，全都迟钝了，只有这爱是灵敏的、活泼的、力量无穷的。这是她与叔叔不相同的地方，叔叔视光荣如自己的生命。
这场悲天撼地的戏剧结束在日暮时分，半个月以后，叔叔便被放回了家。在那最最激动人心的演出之后，所有的场景都变得平淡无奇。叔叔这一个角色算是告一段落。而整个小镇在那惊世骇俗的场面之后，也平静下来，过了一段无风无浪的日子。
经历了这些之后，叔叔和妻子的关系会获得什么变化呢？人们认为叔叔和妻子的感情增进了，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所以，当叔叔日后要求离婚的时候，招了白眼。叔叔成了背信弃义的典范，所有的人都在骂他忘本。故事如果这样发展，难免落入俗套，成了一个道德训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想应当留给别人去讲，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叔叔的痛苦方面，或者快乐方面的经验。因我以为人性最崇高的境界是欢乐的境界，快乐是比欢乐低一个级别。快乐还含有人感官方面的愉悦，但已经相当接近欢乐的最高境界了。欢乐是人的灵魂所能获得的最高愉悦，灵魂在最终获得愉悦的路途中，要经历些什么呢？历代的哲人相继歌颂欢乐，于是作为欢乐对立面的痛苦便也成为世世代代永远不衰的主题。痛苦由于是与欢乐对峙，因而也是一个崇高的境界。我却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错过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末代子孙.是否有资格和可能接触痛苦与欢乐这样崇高的题材。人类的文明已创造出上万种互相践踏和自我践踏的刑罚；在伟大的历史记载中，个人的命运只是短暂的瞬间，草芥不如。我们的痛苦是那么卑微，那么毫无价值，简直称不上是痛苦，我们的快乐则只是苟且偷欢，眼烟云，简直也箅不上是快乐。我们是委琐而卑贱的人们，我们自相残杀，将白刃与红刃见于鸡毛蒜皮的琐屑摩擦之中，我们有无脸面写痛苦和快乐的故事？所以，也许我关于叔叔的故事，从根本立意上就是不存在的。我苦心经营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是为了什么？故事其实全都起源于那一天的一个突然的认识，一个人造成了我心如刀绞的经历，我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从此，我常常在想“快乐”这一个力所难及的事情。然后，我就向叔叔借来一个故事。从现实出发，我只选用“快乐”这一个稍稍低级的题目，使我不致彻底失败。这是我第二次在叙述故事的起源，以后还将有第三次的叙述。
从我叙述的初衷出发，在经历了那一场患难后，叔叔觉得这婚姻和爱情不堪忍受。他觉得婚姻非但没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分担他身受的屈辱和不幸，反而加剧了这屈辱和不幸，并且使这屈辱具有了形式的外壳，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遗忘的可能了。可是这只是叔叔灵魂上的看法，他的肉身上，却有许多有求于婚姻的地方，比如安全感，比如温饱，比如性欲。而且，为了使自己忽略灵魂的抵触，叔叔有意无意地夸大、强调、扩张他肉身的需要，使这需要成为第一位的，与生存联系起。这是一个灵魂的休息的时期，叔叔变成了一个主义者，他变得贪得无厌。他学会了喝劣质的白酒，用报纸边缘卷粗劣的烟丝吸，到了夜里就力大无穷，花样百出，使得妻子彻夜无法安眠。他甚至学会了本地男人特有的传统本领，就是打老婆。开始，他是在自己屋子里打，关了门，不许老婆哭叫出声。后来，愈演愈烈，他们开始打到院子里来了。再后来，就打上了街。当人们看见叔叔手里握着一根拨火棍，满街撵着嗷嗷哭的女人，就好像撵着一头不肯回窝的母猪。这时候，人们便从心底里认同了叔叔，把叔叔看做是小镇上正式的居民。他们用他们那种亲呢而不无猥亵的语言议论和嘲笑叔叔，原先一个城市文化人在他们心目中那种又敬畏又排斥的地位，如今荡然无存。叔叔还学会了骂仗，这往往用于和他岳母之间。当他岳母刻毒地骂他“右派分子”或者“流氓分子”的时候，他便更为刻毒地骂岳母是“克夫命”和“绝子命”有时候，他喝了酒，就骂骂咧咧的，她们母女三代都是他养活着，几乎将他的血榨干了；他说他的婚姻简直就是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圈套，他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他还说他女人将他当做囚徒，为了她们的生计而使他失去自由。叔叔渐渐有些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他在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分外紧张，大人孩子噤若寒蝉。也有他喝了酒反比较清醒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捶打自己的脑袋和胸膛，骂自己不是人，没有本事和社会抗衡，与命运斗争，只能来欺侮女人，他是个窝囊废、孬种；他不再说这家庭榨他的血汗，反骂自己害了这家庭，使她们蒙受了羞耻和苦难。女人忍不住去劝他，他倒又变了脸，狰狞可怖，使得凶悍的女人见他都怕了三分。这是他在家里的表现，到了学校则又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随和，谦虚，很好说话；如有人当面说了令他难堪的话，他也装作听不见或听不懂；他还很会附和别人的意见.人们无论说什么，他总是“对，对，对”的。在后来的每一次运动的浪潮中，比如“清理阶级队伍”比如“一打三反”比如“揪出‘五一六’”他的问题总要被旧话重提，再来一番批斗，可是这已远远不能刺激小镇的居民了，甚至对叔叔也没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了。他走过糟蹋他的大字报前时心里很平静，还有心情去欣赏上面的漫画。叔叔已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