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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彬第二次打电话来，我还在犹豫——是去还是不去呢？阿彬说，好多人都去了，也是个机会。我说我考虑一下，挂了电话。没有几分钟，手机又响了。我一看号码，暗暗吃了一惊，竟然是市长的电话。电话里说，我听讲你要来看我，那就和阿彬一起来吧。没有余地了。我连连说好。
我告诉阿彬，还是决定去。阿彬说，你听我的没错。可能小贝也想去，还有另一个老总。我说由你安排，等你的电话。在出发之前，阿彬来了好几个电话，先是说都一起走，第三天说小贝和那个老总已经悄悄走了。小贝是市长的司机，也算是市长身边的人了，市长在上海学习，别人都去看了，他觉得不去不象，可又为昂贵的机票煞费苦心，最后只好邀请一个老总去，就两全其美了。市长交代阿彬，同班学习的同学都送了礼物，我们也不好空手收人家的，要准备点礼物，班上三十二个人，一人一份，加上几个老师，一起准备四十份。但是什么礼物才合适呢？这可难坏了小秘书。烟酒太俗，茶叶太平常，土特产又不够档次，学员都是斗大的官，总要有点文化品位才是，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本地的两样文化产品，铜鼓和绣球，一来精致，具有摆设价值，二来可以宣传本地的文化。阿彬打电话请示，心里还在打鼓，没想到市长在那边说，好，你这个主意好。阿彬难得得到老板的表扬，一听浑身来劲，立即着手联系铜鼓和绣球，前后忙了个把星期，才把那些打包备好，只等着解决小贝司机同样的问题。我和阿彬向来好，自然不计较，也知道他的工资就那么点，做秘书，自然也有一些花销。可是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小贝却提前走了，而且带走了阿彬辛辛苦苦忙活了个把星期的铜鼓和绣球。阿彬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德行，你看看。我说你不随他去，他还不就是想讨个好。
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发，从从容容，同行还有土地交易中心的主任韦哥。韦哥厚道、随和，人缘好，三个人没有那些铜鼓绣球牵累，乐得自在。我们早上驱车到s市，正好赶中午的飞机。一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南风呼呼地从车窗吹进来，浑身有说不出的爽。可是车到半路，老板打电话来，说小贝带去的铜鼓在路途挤破了十三个，必须再补上。阿彬气得脸上的肌肉直抽动。韦哥说，这个小贝太不象话，他搞砸的事情你叫他去搞。阿彬连连摆手说，没办法的了，他能搞好什么事？我只是奇怪，老板干吗那么宠他。
在到达s市机场之前，阿彬一直眉头紧锁，神色严峻，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不停地打电话，两块电板用完了，又用我的手机。我见他那么累，就感觉一种欣慰——原来我也是做秘书，感同身受，看来我下海没有错，不管怎么样，至少获得了自由。何况现在的秘书，和十年前有大不一样，不光要管工作，还要管老板的生活。有时候阿彬也说，这不是人干的活，哪天我混不下去了，就到你那里去做一个副总，做一个副总是绰绰有余的了。我说你干到今天，也不容易，哪天你家的祖坟贯气，弄个处级或厅级什么的，就风光了。
阿彬一脸苦笑。
走出虹口机场，在路边呆了半个小时，总算放下了最后一个电话。阿彬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看那样子是想一口吞下几块上海的阳光。韦哥说，我们先找地方住下。我说我带你们去见一个美女，一切由她安排。一听说美女，阿彬的脸立即灿烂起来。
美女在一栋少说也有五十层的高楼里接待了我们，帮我们订了房。她说，你们先去，我还有一个会，晚上我再安排你们吃饭。
在出租车上，阿彬盯着眼睛看我。我说，你看我干什么？他说，我没想到你在上海还有那么漂亮的的女朋友。我说，你想歪了，是我的小姨妹。
中午本想好好睡上一觉，阿彬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刚躺下，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老板的电话，我说，市长。他说，叫阿彬接电话。阿彬放下电话时，脸色都变了。我想一定又有什么新任务，果真是。阿彬说，走啦，兄弟们，你们也别睡了，帮我去找包装袋。老板也没说标准，阿彬想破了头，三个人在徐家汇跑遍了超市，无果而终。
美女来了，阿彬的脸总算松弛了一点。在餐桌上，市长见了美女，也大加赞叹。他说，阿彬啊，里（你）看还有接（这）么漂亮的姑娘，又接（这）么能干，里（你）不应该娶老婆那么早的。市长的方言普通话，显得格外有趣。阿彬一个劲地说是、是。吃完饭，我单独送市长回学校，在车上，市长说，我老了，你还可以，她不是明天回南京吗，我明天派车送你们。我说谢了，不去了。心想堂堂大市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第二天，补来的铜鼓也到了。阿彬一个人去机场领了货，又和我们一起找包装，一晃快到中午了。老板的电话不停地催，阿彬说，直接去浦东了，我就不信偌大的上海连个包装都找不到，实在找不到，我就在黄浦江跳下去。
市长进修的学校在浦东的锦绣前程大街。出租车一路向东，上了杨浦大桥。韦哥说：你跳下去，我们就提前给你做祭文了——
“ 中共的好党员，”
“ 人民的好秘书，”我说。
“因不能完成市长交办的购置礼品任务，于某年某月某日，在黄浦江畏罪自杀。”韦哥说。
“呜呼！”我说。
司机在上面笑，黄浦江在下面笑。出租车直奔锦绣前程大街，前途未卜的前程。
阿彬第二次打电话来，我还在犹豫——是去还是不去呢？阿彬说，好多人都去了，也是个机会。我说我考虑一下，挂了电话。没有几分钟，手机又响了。我一看号码，暗暗吃了一惊，竟然是市长的电话。电话里说，我听讲你要来看我，那就和阿彬一起来吧。没有余地了。我连连说好。
我告诉阿彬，还是决定去。阿彬说，你听我的没错。可能小贝也想去，还有另一个老总。我说由你安排，等你的电话。在出发之前，阿彬来了好几个电话，先是说都一起走，第三天说小贝和那个老总已经悄悄走了。小贝是市长的司机，也算是市长身边的人了，市长在上海学习，别人都去看了，他觉得不去不象，可又为昂贵的机票煞费苦心，最后只好邀请一个老总去，就两全其美了。市长交代阿彬，同班学习的同学都送了礼物，我们也不好空手收人家的，要准备点礼物，班上三十二个人，一人一份，加上几个老师，一起准备四十份。但是什么礼物才合适呢？这可难坏了小秘书。烟酒太俗，茶叶太平常，土特产又不够档次，学员都是斗大的官，总要有点文化品位才是，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本地的两样文化产品，铜鼓和绣球，一来精致，具有摆设价值，二来可以宣传本地的文化。阿彬打电话请示，心里还在打鼓，没想到市长在那边说，好，你这个主意好。阿彬难得得到老板的表扬，一听浑身来劲，立即着手联系铜鼓和绣球，前后忙了个把星期，才把那些打包备好，只等着解决小贝司机同样的问题。我和阿彬向来好，自然不计较，也知道他的工资就那么点，做秘书，自然也有一些花销。可是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小贝却提前走了，而且带走了阿彬辛辛苦苦忙活了个把星期的铜鼓和绣球。阿彬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德行，你看看。我说你不随他去，他还不就是想讨个好。
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发，从从容容，同行还有土地交易中心的主任韦哥。韦哥厚道、随和，人缘好，三个人没有那些铜鼓绣球牵累，乐得自在。我们早上驱车到s市，正好赶中午的飞机。一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南风呼呼地从车窗吹进来，浑身有说不出的爽。可是车到半路，老板打电话来，说小贝带去的铜鼓在路途挤破了十三个，必须再补上。阿彬气得脸上的肌肉直抽动。韦哥说，这个小贝太不象话，他搞砸的事情你叫他去搞。阿彬连连摆手说，没办法的了，他能搞好什么事？我只是奇怪，老板干吗那么宠他。
在到达s市机场之前，阿彬一直眉头紧锁，神色严峻，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不停地打电话，两块电板用完了，又用我的手机。我见他那么累，就感觉一种欣慰——原来我也是做秘书，感同身受，看来我下海没有错，不管怎么样，至少获得了自由。何况现在的秘书，和十年前有大不一样，不光要管工作，还要管老板的生活。有时候阿彬也说，这不是人干的活，哪天我混不下去了，就到你那里去做一个副总，做一个副总是绰绰有余的了。我说你干到今天，也不容易，哪天你家的祖坟贯气，弄个处级或厅级什么的，就风光了。
阿彬一脸苦笑。
走出虹口机场，在路边呆了半个小时，总算放下了最后一个电话。阿彬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看那样子是想一口吞下几块上海的阳光。韦哥说，我们先找地方住下。我说我带你们去见一个美女，一切由她安排。一听说美女，阿彬的脸立即灿烂起来。
美女在一栋少说也有五十层的高楼里接待了我们，帮我们订了房。她说，你们先去，我还有一个会，晚上我再安排你们吃饭。
在出租车上，阿彬盯着眼睛看我。我说，你看我干什么？他说，我没想到你在上海还有那么漂亮的的女朋友。我说，你想歪了，是我的小姨妹。
中午本想好好睡上一觉，阿彬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刚躺下，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老板的电话，我说，市长。他说，叫阿彬接电话。阿彬放下电话时，脸色都变了。我想一定又有什么新任务，果真是。阿彬说，走啦，兄弟们，你们也别睡了，帮我去找包装袋。老板也没说标准，阿彬想破了头，三个人在徐家汇跑遍了超市，无果而终。
美女来了，阿彬的脸总算松弛了一点。在餐桌上，市长见了美女，也大加赞叹。他说，阿彬啊，里（你）看还有接（这）么漂亮的姑娘，又接（这）么能干，里（你）不应该娶老婆那么早的。市长的方言普通话，显得格外有趣。阿彬一个劲地说是、是。吃完饭，我单独送市长回学校，在车上，市长说，我老了，你还可以，她不是明天回南京吗，我明天派车送你们。我说谢了，不去了。心想堂堂大市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第二天，补来的铜鼓也到了。阿彬一个人去机场领了货，又和我们一起找包装，一晃快到中午了。老板的电话不停地催，阿彬说，直接去浦东了，我就不信偌大的上海连个包装都找不到，实在找不到，我就在黄浦江跳下去。
市长进修的学校在浦东的锦绣前程大街。出租车一路向东，上了杨浦大桥。韦哥说：你跳下去，我们就提前给你做祭文了——
“ 中共的好党员，”
“ 人民的好秘书，”我说。
“因不能完成市长交办的购置礼品任务，于某年某月某日，在黄浦江畏罪自杀。”韦哥说。
“呜呼！”我说。
司机在上面笑，黄浦江在下面笑。出租车直奔锦绣前程大街，前途未卜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