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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军队，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吴佩孚的建议下，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为给直系打气，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28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又有奉系在后支持，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 又三混成旅，约六万人）。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证据板上钉钉？张作霖准备多时的作战计划迅速传达到各部：汲金纯28师沿京奉线出山海关攻唐山、天津；张景惠率第16师出赤峰，攻多伦、沽源、赤城，进逼张家口。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16、28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奉军汤玉麟部奉命越过潮河，直插密云与怀柔，威胁皖军后背。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系军队，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吴佩孚的建议下，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为给直系打气，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28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又有奉系在后支持，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 又三混成旅，约六万人）。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证据板上钉钉？张作霖准备多时的作战计划迅速传达到各部：汲金纯28师沿京奉线出山海关攻唐山、天津；张景惠率第16师出赤峰，攻多伦、沽源、赤城，进逼张家口。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16、28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奉军汤玉麟部奉命越过潮河，直插密云与怀柔，威胁皖军后背。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