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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玉搬走了，留下佩瑶母女陪着女房东。
她搬到老申那里去了，老申在布拉格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很便宜的公寓，三室一厅。他一个人住着不单冷清寂寞，而且还得独自负担房租，因此便力邀黄文玉一起住。黄文玉算算账，房租分担，比现在能省不少呢。再说，老申再差也是个爷儿们，跟他在一起，怎么着也比整天守着一帮女光棍强。
欣然前往。
这时，她已经开始了练摊儿生涯。由于她有点语言，人也勤快，上货上得准，生意相当不错。一个月下来，千把美金的纯利总是有的。
黄文渝还在为陈妮娜当牛做马。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他觉得值。
有陈妮娜夜里在床上相伴，他早已心花怒放。过度的奔波劳碌使他精神懈怠，体力渐觉不支，肝区也总是隐隐作痛。但他仍强撑着，东一头西一头地开车跑。这时陈妮娜已经不再跟他同去了，装车卸车，支摊儿收摊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每天早晨都来不及吃饭，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外地城市的零售市场一般都距布拉格一二百公里左右，赶到后支摊子卸货，都弄好天也大亮。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三三两两的顾客已经来了。一直忙到中午，抽空儿买个棍子面包加一杯咖啡就算是午饭了。晚上回来早已是疲惫不堪，面对陈妮娜烧好的一桌菜也毫无胃口。随便吃几口菜，喝两杯老酒便上床睡觉，床上还少不了一番大汗淋漓的辛苦劳作。有时黄文渝实在没兴致，但陈妮娜闲了一天精力充沛得很，非要不可，黄文渝只好强打精神挥戈上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
黄文玉搬走了，留下佩瑶母女陪着女房东。
她搬到老申那里去了，老申在布拉格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很便宜的公寓，三室一厅。他一个人住着不单冷清寂寞，而且还得独自负担房租，因此便力邀黄文玉一起住。黄文玉算算账，房租分担，比现在能省不少呢。再说，老申再差也是个爷儿们，跟他在一起，怎么着也比整天守着一帮女光棍强。
欣然前往。
这时，她已经开始了练摊儿生涯。由于她有点语言，人也勤快，上货上得准，生意相当不错。一个月下来，千把美金的纯利总是有的。
黄文渝还在为陈妮娜当牛做马。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他觉得值。
有陈妮娜夜里在床上相伴，他早已心花怒放。过度的奔波劳碌使他精神懈怠，体力渐觉不支，肝区也总是隐隐作痛。但他仍强撑着，东一头西一头地开车跑。这时陈妮娜已经不再跟他同去了，装车卸车，支摊儿收摊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每天早晨都来不及吃饭，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外地城市的零售市场一般都距布拉格一二百公里左右，赶到后支摊子卸货，都弄好天也大亮。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三三两两的顾客已经来了。一直忙到中午，抽空儿买个棍子面包加一杯咖啡就算是午饭了。晚上回来早已是疲惫不堪，面对陈妮娜烧好的一桌菜也毫无胃口。随便吃几口菜，喝两杯老酒便上床睡觉，床上还少不了一番大汗淋漓的辛苦劳作。有时黄文渝实在没兴致，但陈妮娜闲了一天精力充沛得很，非要不可，黄文渝只好强打精神挥戈上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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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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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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