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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六座建筑簇拥在其周围，个个都不同凡响。方磊介绍说，这七座建筑物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当时纽约开始修建联合国大楼，杜鲁门总统亲临致词并为之奠基。处处都要与美帝国主义争高低的斯大林岂能让杜鲁门出了风头？这项莫斯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楼工程便在50年代全面铺开。
在市政厅大楼前的莫斯科河桥上，方磊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令全世界震惊的“8。19”事件。当时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改写苏联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方磊告诉她，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同西方一样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是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卢布大幅度贬值，商品奇缺，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几位老同志，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痛陈利害，宣布接管政权。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随即被软禁在那里。
政权易手。
按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手里握有兵权，还可以指挥国家安全部队，可事情偏偏就没有成。
苏联人民已经不喜欢苏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磊说，我们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广场，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驶过，一打听，原来是国防部长亚佐夫调动军队正在包围叶利钦踞守的议会大楼。诺，就是这座大楼，俄国议会就在这里，老百姓也称这里为“白宫”这时，广播车里已经播出了叶利钦站在议会大楼前的坦克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议会大楼。我们又往议会大楼跑，路上看见老百姓在包围坦克，不让它前进。有一位军官跳上坦克对群众说：“我们是奉命来维持首都秩序的，绝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红军永远不会向人民开枪！”
老百姓热烈鼓掌。
等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到处都是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干、混凝土块和卡车筑起的街垒。虽然不断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卫议会大楼的队伍里，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包围和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门，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局面。
这是“8。19”当天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叶利钦马上就会完蛋。
然而，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早晨，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赶往议会大楼。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都能碰到这样的大事件，可不能错过。
一上桥，发现事情不对了：大桥已经被电车和混凝土块筑成的街垒堵死，车辆不能通行。而且，街垒前是七辆坦克车，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议会大楼，倒像是在保卫议会大楼。更奇怪的是，坦克车上插着的不是镰刀斧头旗，而是白蓝红三色旗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旗呢。我们问坦克上的苏军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们已经倒戈，现在在保卫叶利钦。
我们吃了一惊，赶紧过桥来到议会大楼前，看见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律炮口朝外，许多炮口里还插着鲜花。坦克上还坐着一些莫斯科姑娘，她们都是自发来保卫议会大楼的。看来她们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为每个人都披着军大衣。她们和士兵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来香烟和啤酒慰问士兵，他们也来者不拒。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从坦克上跳下来对我们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包围议会大楼的坦克陆续倒戈，现在已经全部与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解散苏联**。
汪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阶层的发难。
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
为中心，六座建筑簇拥在其周围，个个都不同凡响。方磊介绍说，这七座建筑物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当时纽约开始修建联合国大楼，杜鲁门总统亲临致词并为之奠基。处处都要与美帝国主义争高低的斯大林岂能让杜鲁门出了风头？这项莫斯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楼工程便在50年代全面铺开。
在市政厅大楼前的莫斯科河桥上，方磊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令全世界震惊的“8。19”事件。当时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改写苏联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方磊告诉她，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同西方一样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是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卢布大幅度贬值，商品奇缺，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几位老同志，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痛陈利害，宣布接管政权。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随即被软禁在那里。
政权易手。
按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手里握有兵权，还可以指挥国家安全部队，可事情偏偏就没有成。
苏联人民已经不喜欢苏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磊说，我们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广场，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驶过，一打听，原来是国防部长亚佐夫调动军队正在包围叶利钦踞守的议会大楼。诺，就是这座大楼，俄国议会就在这里，老百姓也称这里为“白宫”这时，广播车里已经播出了叶利钦站在议会大楼前的坦克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议会大楼。我们又往议会大楼跑，路上看见老百姓在包围坦克，不让它前进。有一位军官跳上坦克对群众说：“我们是奉命来维持首都秩序的，绝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红军永远不会向人民开枪！”
老百姓热烈鼓掌。
等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到处都是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干、混凝土块和卡车筑起的街垒。虽然不断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卫议会大楼的队伍里，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包围和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门，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局面。
这是“8。19”当天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叶利钦马上就会完蛋。
然而，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早晨，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赶往议会大楼。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都能碰到这样的大事件，可不能错过。
一上桥，发现事情不对了：大桥已经被电车和混凝土块筑成的街垒堵死，车辆不能通行。而且，街垒前是七辆坦克车，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议会大楼，倒像是在保卫议会大楼。更奇怪的是，坦克车上插着的不是镰刀斧头旗，而是白蓝红三色旗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旗呢。我们问坦克上的苏军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们已经倒戈，现在在保卫叶利钦。
我们吃了一惊，赶紧过桥来到议会大楼前，看见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律炮口朝外，许多炮口里还插着鲜花。坦克上还坐着一些莫斯科姑娘，她们都是自发来保卫议会大楼的。看来她们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为每个人都披着军大衣。她们和士兵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来香烟和啤酒慰问士兵，他们也来者不拒。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从坦克上跳下来对我们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包围议会大楼的坦克陆续倒戈，现在已经全部与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解散苏联**。
汪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阶层的发难。
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