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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气，尽快适应这个社会，才不辜负自己的优秀。”
她仔细咀嚼他的话，陷入沉思。
毕台长的大哥大响起来，他掏出方砖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停在路边接听。一阵嘀嘀咕咕，毕台长神情严肃地招呼薛青：“快，你快到人民医院，有一条大新闻。”他加速疾走，她趋步紧跟。没一会，电视台采访车飞速而至，薛青开门跳上去，同事取了摄像机坐等。采访车风驰电掣飞向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在城南大桥西南，位于电视台正西。车在医院大门口一停下，他们跳下去，直奔急诊室。急诊室外，围观者甚众，大家议论纷纷，几名警察绷着脸维持秩序。薛青推开众人进去，同事扛着摄像机紧跟。一名男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满绷带，血迹斑斑。床边站着一个女人悲伤哭泣，一对双胞胎姐弟跪在地上，凄厉高喊爸爸。薛青突然瞥见于一建，他低垂头颅默默注视床上男子，眼里噙满泪花。薛青与于一建打了招呼，开始工作，很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晚上，五名青年在西门大酒店吃饭。酒足饭饱，他们说说笑笑出去，一青年在酒店门口不慎与人相撞，双方发生争执。对方也是一帮青年，仗着人多势众，寻了棍棒，把五名青年包围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于一建表哥杨乾是西门大酒店职工，认得吃饭的一伙青年，听到打骂声冲出来，好心相劝，尽力阻止。双方推推搡搡，打打扯扯，顺着大马路向南继续纠缠不清。杨乾耐心劝说对方，都是野川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理应互谅互让，何必拳脚相向呢。对方恼羞成怒，叫他不要狗拿耗子，向他猛击。杨乾跌倒了又爬起来，额头鲜血直流，但他不愿轻易放弃，身子横在队伍中间，仍然试图分开双方。雨点般拳头落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被砸成麻花，太阳穴受到重击，仍眯着眼坚持。到城南派出所附近，杨乾终于软绵绵倒下去，送到医院，呼吸停止。
急诊室里哭声震天。于一建咬牙切齿，双目圆瞪：“太猖狂！”薛青仔细打量杨乾强壮的身体，他的身体躺在床上被子女拉扯，毫无反应。她的眼泪流下来，为于一建，也为他表哥，迅速与同事展开采访。
“我认识，是个好人呢。”一个老大爷满眼含泪，“记者同志，我是他邻居，你们要好好报道他呀，平时经常照顾我们，他真是个好人。唉，好人不长久啊……”
接二连三的采访让薛青的心灵为之战栗。在杨家，杨乾就是一根顶梁柱，妻子没有工作，一对儿女才上小学二年级。他的骤然离去，使杨家轰然倒塌，家不成家，娘仨举步维艰。薛青痛下决心，一定要通过新闻报道帮助摇摇欲坠的杨家！从另一个角度，薛青心中又升起一种责任，她觉得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一周来的三件刑事案件有其必然性，一部分青少年道德沦丧，法制观念淡薄。她希望杨乾之死能唤起全市人民的正义之感，弘扬社会正气，打击歪风邪气。
薛青满怀激情，饱含热泪，一篇篇报道如一颗颗重磅炮弹。《杨乾，一个响亮的名字》、《青年之死的思索》、《法治与德治》……小城轰动了，地动山摇。大街小巷，浴室茶馆，只要有人群，杨乾就会成为议论的主题。市民愤怒了，大家呼唤法制，谴责邪恶，为杨乾之死鸣冤。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德治国，以法
治国”大讨论。公安机关配合舆论媒体，在全市掀起“冬季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攻势，摧枯拉朽，锐不可当。漏网犯罪分子抱头鼠窜，如丧家之犬。小痞子也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社会治安日益好转，电视台报道功不可没，毕台长受到市领导表扬。自然，毕台长将市领导的笑容通过自己丰富的表情呈现给薛青，她无暇顾及领导的鼓励，和同事精心策划，夜以继日组织新闻稿件，红润的面庞日渐消瘦。她的工作得到了全市人民的认可，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同事的认可，她欣慰而自豪。她与于一建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杨乾一家有实质性帮助，盼望上级部门能给杨乾弄个“烈士”、“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之类的荣誉称号。可她失望之极，杨乾不过是在拉架过程中被打致死，且与一方熟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见义勇为，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心地善良，为帮助朋友惹火烧身，被害致死。他死得冤枉，形象不算高大，但他的死绝对震撼了人们麻木不仁的心灵。
火化那天，哀乐低鸣，悲泣悠幽。许多市民自发送来花圈，加入送葬队伍。一缕青烟，袅袅升天，杨乾——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青年化为灰烬。杨乾没有成为英雄，但他的姓名成为全市人民脑海中一道抹不去的记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
于一建和薛青找到洪卫，希望他启用“爱心基金会”资金帮助杨乾一对儿女。洪卫觉得责无旁贷，深感意义重大，请示了罗校长，便和薛青到杨乾子女所在的花园小学摸底调查。校长接待了洪卫，听清他的来意后非常感谢，并告诉他，全校师生为姐弟俩捐了款，帮他们共渡难关，不少市民也捐了钱物，本校退休教师倪一朋挂钩长期资助姐弟俩。倪一朋？洪卫耳熟能详：全市名气响亮的小学生书法培训班老师。
薛青来了兴致，打听详情，询问倪老师怎么会想到资助姐弟俩。校长告诉他们，倪一朋一向乐施好善，利用寒暑假办小学生书法培训班，就是为多赚点钱资助贫困孩子。薛青的职业敏感令她顿生好奇，她要了倪一朋家庭住址，和洪卫前去拜访。
倪一朋的家位于老城区中心，一幢四层旧式筒楼里。洪卫与薛青钻进阴暗的楼道，爬上楼顶，停在一扇门前，门上隐隐约约贴着一副对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薛青轻轻敲门，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开门，堵在门口，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薛青细细打量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登一双泛白黄球鞋。
“您是倪一朋老师？我们找您的。”洪卫笑盈盈招呼，作了自我介绍。
“请进，请进。”倪一朋让开道，两人挤进屋子。严格地说，屋子只能算房间，十多个平方，一张床，一只书柜，空间所剩无几。两人坐到床上，房间立时拥挤不堪。薛青提起杨乾，倪一朋摇头叹息，情绪激动：“死得可惜啊，拉架拉掉了性命，天理难容，还是那些人文化素质低啊！他们只图打架快活，却不问别人死活——一个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的生命啊。人家还有老婆孩子，是家里的生活支柱，就被那些人残忍地折断了。唉，最近发生在城区的三次青少年违法犯罪，归根到底都跟他们缺少文化有关。”老人举起衣袖擦眼角。
“所以，你就想资助两个孩子？”薛青的职业习惯让她开始刨根问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茁壮成长，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根在教育。一个人可以不吃鱼不吃肉，但绝对不能不念书。教书时，看到许多孩子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我就心疼。十多年前，我收入不高，但还是力所能及资助一些贫困孩子，看到他们重返校园，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满足，特别有成就感。现在物价上涨，我有些力不从心，只能办些书法培训班，一方面指导孩子写好字，一方面多赚些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
薛青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一个多小时交谈，他们知道了老人在十多年时间内居然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洪卫大为感动，为老人持之以恒的善举。受到他资助的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其中，有十多名考上了大学。今年，他还同时资助着十三名不同地域不同年级的孩子。
“倪老师，您十多年来共资助了孩子们多少钱？”薛青激动地问。
倪一朋捧出一只纸盒，翻着厚厚一摞汇款票根：“大概近十万吧，这儿汇出去的就有四万啰。不瞒你们，我每天无聊时就翻出票根，真的觉得自己在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唉，老啰，不中用了，没钱，要不可以资助更多的孩子啊。”
洪卫和薛青翻着新旧不一的汇款存根，双眼模糊。薛青抬头注视着貌不惊人的老人：“倪老师，明天我来采访你。”
倪一朋摇摇手：“啊，你是记者？助人为乐凭的是真诚，如果让你们宣传报道就违背我的本意。我有三个子女，早就成家立业。老伴死得早，我前年退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写写字看看书，悠闲清淡地生活。其实，我的思想也没你们想的那么高尚，资助孩子也充实了我的生活，自己也能延年益寿呢。”
薛青与洪卫反复做工作，老人意志坚定，坚决不同意报道。洪卫便讲了“爱心基金会”的来龙去脉。
“倪老师，独木难支，资助贫困的孩子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宣传你就可以呼吁更多的人向你学习，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造福千秋万代。如果那样，不是更符合你的心意，起到更大的作用吗？”
经过反复劝说，老人动心了：“真的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也资助不了更多的孩子啊。”
第二天，薛青带了名摄像记者，采访报道了倪一朋。新闻播出，立即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市民纷纷打电话，写信询问资助之事。薛青的通讯《一块希望工程的砖》在《扬子时报》、《野川报》发表，反响强烈。城南中学“爱心基金会”账户上又增添了三万多元，洪卫激情难抑。全市希望工程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
书卷气，尽快适应这个社会，才不辜负自己的优秀。”
她仔细咀嚼他的话，陷入沉思。
毕台长的大哥大响起来，他掏出方砖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停在路边接听。一阵嘀嘀咕咕，毕台长神情严肃地招呼薛青：“快，你快到人民医院，有一条大新闻。”他加速疾走，她趋步紧跟。没一会，电视台采访车飞速而至，薛青开门跳上去，同事取了摄像机坐等。采访车风驰电掣飞向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在城南大桥西南，位于电视台正西。车在医院大门口一停下，他们跳下去，直奔急诊室。急诊室外，围观者甚众，大家议论纷纷，几名警察绷着脸维持秩序。薛青推开众人进去，同事扛着摄像机紧跟。一名男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满绷带，血迹斑斑。床边站着一个女人悲伤哭泣，一对双胞胎姐弟跪在地上，凄厉高喊爸爸。薛青突然瞥见于一建，他低垂头颅默默注视床上男子，眼里噙满泪花。薛青与于一建打了招呼，开始工作，很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晚上，五名青年在西门大酒店吃饭。酒足饭饱，他们说说笑笑出去，一青年在酒店门口不慎与人相撞，双方发生争执。对方也是一帮青年，仗着人多势众，寻了棍棒，把五名青年包围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于一建表哥杨乾是西门大酒店职工，认得吃饭的一伙青年，听到打骂声冲出来，好心相劝，尽力阻止。双方推推搡搡，打打扯扯，顺着大马路向南继续纠缠不清。杨乾耐心劝说对方，都是野川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理应互谅互让，何必拳脚相向呢。对方恼羞成怒，叫他不要狗拿耗子，向他猛击。杨乾跌倒了又爬起来，额头鲜血直流，但他不愿轻易放弃，身子横在队伍中间，仍然试图分开双方。雨点般拳头落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被砸成麻花，太阳穴受到重击，仍眯着眼坚持。到城南派出所附近，杨乾终于软绵绵倒下去，送到医院，呼吸停止。
急诊室里哭声震天。于一建咬牙切齿，双目圆瞪：“太猖狂！”薛青仔细打量杨乾强壮的身体，他的身体躺在床上被子女拉扯，毫无反应。她的眼泪流下来，为于一建，也为他表哥，迅速与同事展开采访。
“我认识，是个好人呢。”一个老大爷满眼含泪，“记者同志，我是他邻居，你们要好好报道他呀，平时经常照顾我们，他真是个好人。唉，好人不长久啊……”
接二连三的采访让薛青的心灵为之战栗。在杨家，杨乾就是一根顶梁柱，妻子没有工作，一对儿女才上小学二年级。他的骤然离去，使杨家轰然倒塌，家不成家，娘仨举步维艰。薛青痛下决心，一定要通过新闻报道帮助摇摇欲坠的杨家！从另一个角度，薛青心中又升起一种责任，她觉得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一周来的三件刑事案件有其必然性，一部分青少年道德沦丧，法制观念淡薄。她希望杨乾之死能唤起全市人民的正义之感，弘扬社会正气，打击歪风邪气。
薛青满怀激情，饱含热泪，一篇篇报道如一颗颗重磅炮弹。《杨乾，一个响亮的名字》、《青年之死的思索》、《法治与德治》……小城轰动了，地动山摇。大街小巷，浴室茶馆，只要有人群，杨乾就会成为议论的主题。市民愤怒了，大家呼唤法制，谴责邪恶，为杨乾之死鸣冤。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德治国，以法
治国”大讨论。公安机关配合舆论媒体，在全市掀起“冬季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攻势，摧枯拉朽，锐不可当。漏网犯罪分子抱头鼠窜，如丧家之犬。小痞子也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社会治安日益好转，电视台报道功不可没，毕台长受到市领导表扬。自然，毕台长将市领导的笑容通过自己丰富的表情呈现给薛青，她无暇顾及领导的鼓励，和同事精心策划，夜以继日组织新闻稿件，红润的面庞日渐消瘦。她的工作得到了全市人民的认可，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同事的认可，她欣慰而自豪。她与于一建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杨乾一家有实质性帮助，盼望上级部门能给杨乾弄个“烈士”、“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之类的荣誉称号。可她失望之极，杨乾不过是在拉架过程中被打致死，且与一方熟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见义勇为，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心地善良，为帮助朋友惹火烧身，被害致死。他死得冤枉，形象不算高大，但他的死绝对震撼了人们麻木不仁的心灵。
火化那天，哀乐低鸣，悲泣悠幽。许多市民自发送来花圈，加入送葬队伍。一缕青烟，袅袅升天，杨乾——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青年化为灰烬。杨乾没有成为英雄，但他的姓名成为全市人民脑海中一道抹不去的记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
于一建和薛青找到洪卫，希望他启用“爱心基金会”资金帮助杨乾一对儿女。洪卫觉得责无旁贷，深感意义重大，请示了罗校长，便和薛青到杨乾子女所在的花园小学摸底调查。校长接待了洪卫，听清他的来意后非常感谢，并告诉他，全校师生为姐弟俩捐了款，帮他们共渡难关，不少市民也捐了钱物，本校退休教师倪一朋挂钩长期资助姐弟俩。倪一朋？洪卫耳熟能详：全市名气响亮的小学生书法培训班老师。
薛青来了兴致，打听详情，询问倪老师怎么会想到资助姐弟俩。校长告诉他们，倪一朋一向乐施好善，利用寒暑假办小学生书法培训班，就是为多赚点钱资助贫困孩子。薛青的职业敏感令她顿生好奇，她要了倪一朋家庭住址，和洪卫前去拜访。
倪一朋的家位于老城区中心，一幢四层旧式筒楼里。洪卫与薛青钻进阴暗的楼道，爬上楼顶，停在一扇门前，门上隐隐约约贴着一副对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薛青轻轻敲门，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开门，堵在门口，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薛青细细打量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登一双泛白黄球鞋。
“您是倪一朋老师？我们找您的。”洪卫笑盈盈招呼，作了自我介绍。
“请进，请进。”倪一朋让开道，两人挤进屋子。严格地说，屋子只能算房间，十多个平方，一张床，一只书柜，空间所剩无几。两人坐到床上，房间立时拥挤不堪。薛青提起杨乾，倪一朋摇头叹息，情绪激动：“死得可惜啊，拉架拉掉了性命，天理难容，还是那些人文化素质低啊！他们只图打架快活，却不问别人死活——一个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的生命啊。人家还有老婆孩子，是家里的生活支柱，就被那些人残忍地折断了。唉，最近发生在城区的三次青少年违法犯罪，归根到底都跟他们缺少文化有关。”老人举起衣袖擦眼角。
“所以，你就想资助两个孩子？”薛青的职业习惯让她开始刨根问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茁壮成长，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根在教育。一个人可以不吃鱼不吃肉，但绝对不能不念书。教书时，看到许多孩子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我就心疼。十多年前，我收入不高，但还是力所能及资助一些贫困孩子，看到他们重返校园，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满足，特别有成就感。现在物价上涨，我有些力不从心，只能办些书法培训班，一方面指导孩子写好字，一方面多赚些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
薛青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一个多小时交谈，他们知道了老人在十多年时间内居然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洪卫大为感动，为老人持之以恒的善举。受到他资助的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其中，有十多名考上了大学。今年，他还同时资助着十三名不同地域不同年级的孩子。
“倪老师，您十多年来共资助了孩子们多少钱？”薛青激动地问。
倪一朋捧出一只纸盒，翻着厚厚一摞汇款票根：“大概近十万吧，这儿汇出去的就有四万啰。不瞒你们，我每天无聊时就翻出票根，真的觉得自己在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唉，老啰，不中用了，没钱，要不可以资助更多的孩子啊。”
洪卫和薛青翻着新旧不一的汇款存根，双眼模糊。薛青抬头注视着貌不惊人的老人：“倪老师，明天我来采访你。”
倪一朋摇摇手：“啊，你是记者？助人为乐凭的是真诚，如果让你们宣传报道就违背我的本意。我有三个子女，早就成家立业。老伴死得早，我前年退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写写字看看书，悠闲清淡地生活。其实，我的思想也没你们想的那么高尚，资助孩子也充实了我的生活，自己也能延年益寿呢。”
薛青与洪卫反复做工作，老人意志坚定，坚决不同意报道。洪卫便讲了“爱心基金会”的来龙去脉。
“倪老师，独木难支，资助贫困的孩子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宣传你就可以呼吁更多的人向你学习，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造福千秋万代。如果那样，不是更符合你的心意，起到更大的作用吗？”
经过反复劝说，老人动心了：“真的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也资助不了更多的孩子啊。”
第二天，薛青带了名摄像记者，采访报道了倪一朋。新闻播出，立即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市民纷纷打电话，写信询问资助之事。薛青的通讯《一块希望工程的砖》在《扬子时报》、《野川报》发表，反响强烈。城南中学“爱心基金会”账户上又增添了三万多元，洪卫激情难抑。全市希望工程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