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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南燕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早到记不清年代。当时我和她妹妹陈北燕床挨床一起睡在新北京一所军队大院的保育院里。那间寝室一望无尽，睡着近百名昏昏沉沉的婴儿，床上吃床上拉，啼哭声不绝于耳。很多人经过我的床边，对我做出种种举动，都被我忘了，只认识并记住了陈南燕的脸。
先是一双眼睛，像刚被弹进洞的黑芯玻璃球滴溜溜转个不停，一旦立定眸子中央顷刻出现针尖大小的亮点，仔细看发现那是两只活灵活现微缩的日光灯管。这两只灯管经常自上面下地向我逼近，直至眼前消失，与此同时我的脸蛋有时是嘴唇就会感到湿润的一触。这两只灯管的倏忽出没使我十分困惑，每次都要抬头去找它们的踪影。我会看到天花板上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灯管，只是巨大而且光芒四射，稍一注视便照花了眼睛。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两只针尖大小的灯管是这只大灯管在她眼睛里的一分为二。
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双眼睛就会变得毛茸茸的，半遮半掩。直射的晨光会把里面照得一片透明，黑眼珠变成琥珀色，眼白则变得蔚蓝，两种颜色互相融合，再也看不清那里面的想法。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一定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光线稍一强，肌肤就被打透了，连头发也仿佛褪了色。
保育院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儿采取的是比较文明的战俘营的办法：自我管理。换句话说：大的管小的。书里记载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人们还没从心理上摆脱人口锐减的阴影。国家鼓励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少的两三个，多至一打，只生一个的被认为有病。我们这批孩子都有哥哥姐姐，也在这间保育院里。他们人小志大，分担了父母任性的后果。
每天早晚，这些孩子就从保育院其他班出来，汇聚到我们小班，各司其责，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完成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穿衣服和脱衣服。不知道他们最初进保育院是怎么过的这一关。也许他们也有哥哥姐姐，这是一项伟大传统；也许头胎孩子就是聪明，父母也更在意。
据说伟人里老大比较多。
据说我是个大头孩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照片为证，头和身子的比例：腿三分之一；身体三分之一；头三分之一。脑袋大不见得脑容量大，医生说这是缺钙造成的方颅症。证据是脑袋顶上用手摸能摸到两个尖儿，所谓头上长角。书里说那几年有全国性灾荒，饿死一些人。官方也有记录，上头都不吃肉了。我赶上了，也就别说什么了。脑袋大点就大点吧。还有一个脑袋大的原因是睡眠习惯。一年到头仰面朝上望着天睡，呼吸很通畅后脑勺压扁了，该往前后长的都平摊到脸上。这大脑袋给我带来很多不便。
本来想着省去一些系扣子的麻烦，我爹妈给我备的行头都是套头装，毛衣、内衣，穿脱都要经过头颅。经常卡在耳朵上。尤其是脱，十有八九要被下巴勾住，颈椎都拉长了毛衣还在头上，搞得我蒙在鼓里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光明。
每天前来罚我的是二楼中班的一个马马乎乎的胖男孩。由于我父母是一口气生的我们哥儿俩，这胖孩子也就比我大一岁，阅历不多，智力体力发展也不平衡，遇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想到的对策就是请我吃耳光。先打哭了我自己再退到一旁搓着手干着急。每到这时，就会有十个人跳上我的床，双腿夹住我，拎起毛衣袖子凭空那么一拔，我便两耳生风眼泪汪汪地大白于天下。
这救星就是陈南燕。她弄完自己妹妹就来帮着我哥弄我。同样一份工作，态度很不一样。
我哥都快烦死了，有时烦得自己直哭。她却饶有兴趣，一边玩一边什么事都干了。她比较爱干的还有捏别人脸蛋。看见躺在床上的胖孩子，伸手过去就掐住人家两边脸蛋往下扯，好好一个人给她扯成大阿福，自己笑个不停，从中得到很大乐趣。我们班营养好的男孩都叫她掐遍了。
阿姨看见她干这种事就会骂她，说一班孩子都让她掐得流口水不止。
我倒不觉得她这种举动失礼。我的脸喜欢这些柔软的手指。她一用劲就能感到肉下骨节的硬度。这手指接触我的皮肤时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语言，译成书面文字就是：温存。
假若没有家里相簿中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相信我的童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使劲想，她的身影也不真实，黑白的，一语不出，恍若隔世之人。她是个医生，很忙，一星期要值好几次夜班的那种住院医。
从记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很多年我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她只在夜间出现，天一亮又消失了。她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我甚至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上学后，经常要填各种履历表，每次问，才慢慢记祝记住了名字，也觉得这是个陌生人。至于“妈妈”一词，知道是生自己的人，但感受上觉得是个人人都有的远房亲戚。“母亲”一词就更不知所指了。看了太多回忆母亲的文章，以为凡是母亲都是死了很多年的老保姆。至今，我听到有人高唱歌颂母亲的小调都会上半身一阵阵起鸡皮疙瘩。生拉硬拽拍马屁的还好一点，谁也不会太当真。特别受不了的是唱的人声情并茂自以为很投入恨不得当着大伙哭出来那种。查其行状总觉得迹近叫卖。因为我们身心枯竭，所以迷信自娱，拿血缘关系说事儿。人际关系中真的有天然存在，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情感吗？
从照片上看，母亲是个时髦、漂亮、笑起来门牙闪闪发亮的年轻女人。见跟我的合影也一副很有爱心的样子，总在抢着抱我。说“抢”是因为没一次我是乐意的。每张照片上我都在挣扎，扭着身子不和她贴在一起，还用手推她，次次拥抱都没完成，在充沛的动感中按下快门，好几张都虚掉了。这和我一个来自童年，萦绕已久的不快印象倒是吻合：我不懂为什么每次照相总有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女人缠着我非要跟我合影，还动手动脚的，怎么拒绝都不行。
我不习惯成年女人热乎乎的身体和散发出的香气。我认识的成年女人都是至少站在三步开外的阿姨，离她们近了，我会感到很不安全。
父亲是个军人，就在这所大院内服役。我常能意外地遇到他，所以他这个人还比较真实。
我曾经以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但照片上的他和我记忆中的他仍然有极大年龄差距。照片上的他很结实，记忆中的他已经发胖，这说明这之间有一些年我们不常见面。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只知道他常出差，晒得很黑。院里很多军人平日一副悠闲的样子，我曾幻想就他一人到处打打杀杀。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说实话，只是自己去忙。那个年代所有大人都显得很忙，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即没有给我们积累出物质财富也没留下多少文化遗产。
我们保育院是座美观的两层楼房。院里小孩都叫它“飞机楼”据说从空中鸟瞰整幢楼像一架飞机的形状。
我家离保育院很近，隔着两排平房。从我家的四层阳台上看过去可以说一览无余。我看了它多年不得要领，不知翅膀在哪儿。也许是这楼涂着白色水砂石的外墙和大面积使用的玻璃使它看上去十分轻巧，很像飞机那种一使劲就能飞起来的东西。
保育院的房间高大，门窗紧闭也能感到空气在自由流通，苍蝇飞起来就像滑翔。寝室活动室向阳的一面整体都是落地窗。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不拉窗帘。人在里面吃饭、睡觉、谈笑、走动如同置身舞台。视野相当开放，内心却紧张，明白意识随时受到外来目光的观看，一举一动都含了演戏成分，生活场面不知不觉沾染了戏剧性，成就感挫折感分外强烈，很多事情都像是特意为不在场的第三者发生的。
保育院的孩子每天都住在那儿，两个星期接一次，有时两星期也不接。孩子们刚进去时哭，慢慢也就不哭了，好像自己一出生就在那个环境。长期见不着父母的，见到父母倒会哭，不跟他们走。有些孩子甚至以为自己是烈士子弟，要么就胡说自己爸爸是毛主席、周总理什么的，净拣官大的说。保育院有一千条理由让一个孩子哭，但没一条是想爸爸妈妈。
与保育院相比我更喜欢幼儿园这个词。保育院——听上去有点像关坏孩子、病孩子和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的地方。有一则关于列宁的小故事：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有很多流浪儿，其中两个给列宁碰到了、伟大领袖很关爱他们，一声令下把他们送进了保育院。
我很习惯在公共场合生活，每件事都和很多人一起干，在集体中吃喝拉撒睡是我熟悉的唯一生活方式。一天的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和大家一起躺在床上，睡了又睡。有时几觉醒来，还是白天，太阳仍在窗外。寝室里所有人在沉睡，阿姨也在自己床上睡着了。我就瞪着天花板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停留视线的地方。巨大的天花板除了垂下几盏灯别无装饰，素白的平面向四周极大延伸，连同素白的墙体也成了它的组成部分，一眼存不住，目光会像子弹一样抛落到地。这时它就会轻轻拱起，像有生命一样弯曲了那个平面，呈现出穹形。那上面常有人走动传来轻微脚步声和挪动椅子的磨擦声。我不能分辨声音出自二楼其他孩子，以为是天花板的窃窃私语。
久而久之，天花板在我眼中出现一些表情，像是一个伪装成石头的怪兽活了过来。
这使我顿时感到渺校我怕那样一个沉重的意志高悬在我的头顶。无遮无拦的空间使我格外体会出它的分量。我想它呆在那么高的位置，只有一个目的：有朝一日坍塌下来。
它一般是在夜里悄悄下来。夜晚的到来首先是从一些黑色的暗影在天花板上聚集起来开始的。我童年一直以为：夜晚不是光线的消失，而是大量有质量的黑颜色的入侵，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些黑颜色有穿墙本领，尤其能够轻易穿透薄薄的玻璃，当它们成群结队，越进越多，白天就失守了。满屋阳光被打碎了，随着室外的光线一起逃得很远很远，但还能看到它们。它们都在天上，最大的一块残片有时镜子大小，有时只剩下一牙西瓜那么丁点儿。
从我睡的床上可以看到灿烂星河和皎洁月亮。这些发光的星球使黑夜显得不平静。像在用力暗示我夜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安息了，有一些东西反倒更活跃了。趁着夜色这些形状不明的东西正悄悄接近我，攀着天花扳中步步下降。结满黑物质的天花极不堪重负，像失事的轮船沉向海底，我都能听到它挤压墙壁，划过玻璃的咔嚓声响。这一过程不可抗... -->>
陈南燕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早到记不清年代。当时我和她妹妹陈北燕床挨床一起睡在新北京一所军队大院的保育院里。那间寝室一望无尽，睡着近百名昏昏沉沉的婴儿，床上吃床上拉，啼哭声不绝于耳。很多人经过我的床边，对我做出种种举动，都被我忘了，只认识并记住了陈南燕的脸。
先是一双眼睛，像刚被弹进洞的黑芯玻璃球滴溜溜转个不停，一旦立定眸子中央顷刻出现针尖大小的亮点，仔细看发现那是两只活灵活现微缩的日光灯管。这两只灯管经常自上面下地向我逼近，直至眼前消失，与此同时我的脸蛋有时是嘴唇就会感到湿润的一触。这两只灯管的倏忽出没使我十分困惑，每次都要抬头去找它们的踪影。我会看到天花板上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灯管，只是巨大而且光芒四射，稍一注视便照花了眼睛。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两只针尖大小的灯管是这只大灯管在她眼睛里的一分为二。
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双眼睛就会变得毛茸茸的，半遮半掩。直射的晨光会把里面照得一片透明，黑眼珠变成琥珀色，眼白则变得蔚蓝，两种颜色互相融合，再也看不清那里面的想法。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一定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光线稍一强，肌肤就被打透了，连头发也仿佛褪了色。
保育院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儿采取的是比较文明的战俘营的办法：自我管理。换句话说：大的管小的。书里记载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人们还没从心理上摆脱人口锐减的阴影。国家鼓励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少的两三个，多至一打，只生一个的被认为有病。我们这批孩子都有哥哥姐姐，也在这间保育院里。他们人小志大，分担了父母任性的后果。
每天早晚，这些孩子就从保育院其他班出来，汇聚到我们小班，各司其责，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完成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穿衣服和脱衣服。不知道他们最初进保育院是怎么过的这一关。也许他们也有哥哥姐姐，这是一项伟大传统；也许头胎孩子就是聪明，父母也更在意。
据说伟人里老大比较多。
据说我是个大头孩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照片为证，头和身子的比例：腿三分之一；身体三分之一；头三分之一。脑袋大不见得脑容量大，医生说这是缺钙造成的方颅症。证据是脑袋顶上用手摸能摸到两个尖儿，所谓头上长角。书里说那几年有全国性灾荒，饿死一些人。官方也有记录，上头都不吃肉了。我赶上了，也就别说什么了。脑袋大点就大点吧。还有一个脑袋大的原因是睡眠习惯。一年到头仰面朝上望着天睡，呼吸很通畅后脑勺压扁了，该往前后长的都平摊到脸上。这大脑袋给我带来很多不便。
本来想着省去一些系扣子的麻烦，我爹妈给我备的行头都是套头装，毛衣、内衣，穿脱都要经过头颅。经常卡在耳朵上。尤其是脱，十有八九要被下巴勾住，颈椎都拉长了毛衣还在头上，搞得我蒙在鼓里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光明。
每天前来罚我的是二楼中班的一个马马乎乎的胖男孩。由于我父母是一口气生的我们哥儿俩，这胖孩子也就比我大一岁，阅历不多，智力体力发展也不平衡，遇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想到的对策就是请我吃耳光。先打哭了我自己再退到一旁搓着手干着急。每到这时，就会有十个人跳上我的床，双腿夹住我，拎起毛衣袖子凭空那么一拔，我便两耳生风眼泪汪汪地大白于天下。
这救星就是陈南燕。她弄完自己妹妹就来帮着我哥弄我。同样一份工作，态度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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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看见她干这种事就会骂她，说一班孩子都让她掐得流口水不止。
我倒不觉得她这种举动失礼。我的脸喜欢这些柔软的手指。她一用劲就能感到肉下骨节的硬度。这手指接触我的皮肤时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语言，译成书面文字就是：温存。
假若没有家里相簿中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相信我的童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使劲想，她的身影也不真实，黑白的，一语不出，恍若隔世之人。她是个医生，很忙，一星期要值好几次夜班的那种住院医。
从记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很多年我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她只在夜间出现，天一亮又消失了。她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我甚至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上学后，经常要填各种履历表，每次问，才慢慢记祝记住了名字，也觉得这是个陌生人。至于“妈妈”一词，知道是生自己的人，但感受上觉得是个人人都有的远房亲戚。“母亲”一词就更不知所指了。看了太多回忆母亲的文章，以为凡是母亲都是死了很多年的老保姆。至今，我听到有人高唱歌颂母亲的小调都会上半身一阵阵起鸡皮疙瘩。生拉硬拽拍马屁的还好一点，谁也不会太当真。特别受不了的是唱的人声情并茂自以为很投入恨不得当着大伙哭出来那种。查其行状总觉得迹近叫卖。因为我们身心枯竭，所以迷信自娱，拿血缘关系说事儿。人际关系中真的有天然存在，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情感吗？
从照片上看，母亲是个时髦、漂亮、笑起来门牙闪闪发亮的年轻女人。见跟我的合影也一副很有爱心的样子，总在抢着抱我。说“抢”是因为没一次我是乐意的。每张照片上我都在挣扎，扭着身子不和她贴在一起，还用手推她，次次拥抱都没完成，在充沛的动感中按下快门，好几张都虚掉了。这和我一个来自童年，萦绕已久的不快印象倒是吻合：我不懂为什么每次照相总有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女人缠着我非要跟我合影，还动手动脚的，怎么拒绝都不行。
我不习惯成年女人热乎乎的身体和散发出的香气。我认识的成年女人都是至少站在三步开外的阿姨，离她们近了，我会感到很不安全。
父亲是个军人，就在这所大院内服役。我常能意外地遇到他，所以他这个人还比较真实。
我曾经以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但照片上的他和我记忆中的他仍然有极大年龄差距。照片上的他很结实，记忆中的他已经发胖，这说明这之间有一些年我们不常见面。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只知道他常出差，晒得很黑。院里很多军人平日一副悠闲的样子，我曾幻想就他一人到处打打杀杀。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说实话，只是自己去忙。那个年代所有大人都显得很忙，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即没有给我们积累出物质财富也没留下多少文化遗产。
我们保育院是座美观的两层楼房。院里小孩都叫它“飞机楼”据说从空中鸟瞰整幢楼像一架飞机的形状。
我家离保育院很近，隔着两排平房。从我家的四层阳台上看过去可以说一览无余。我看了它多年不得要领，不知翅膀在哪儿。也许是这楼涂着白色水砂石的外墙和大面积使用的玻璃使它看上去十分轻巧，很像飞机那种一使劲就能飞起来的东西。
保育院的房间高大，门窗紧闭也能感到空气在自由流通，苍蝇飞起来就像滑翔。寝室活动室向阳的一面整体都是落地窗。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不拉窗帘。人在里面吃饭、睡觉、谈笑、走动如同置身舞台。视野相当开放，内心却紧张，明白意识随时受到外来目光的观看，一举一动都含了演戏成分，生活场面不知不觉沾染了戏剧性，成就感挫折感分外强烈，很多事情都像是特意为不在场的第三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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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育院相比我更喜欢幼儿园这个词。保育院——听上去有点像关坏孩子、病孩子和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的地方。有一则关于列宁的小故事：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有很多流浪儿，其中两个给列宁碰到了、伟大领袖很关爱他们，一声令下把他们送进了保育院。
我很习惯在公共场合生活，每件事都和很多人一起干，在集体中吃喝拉撒睡是我熟悉的唯一生活方式。一天的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和大家一起躺在床上，睡了又睡。有时几觉醒来，还是白天，太阳仍在窗外。寝室里所有人在沉睡，阿姨也在自己床上睡着了。我就瞪着天花板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停留视线的地方。巨大的天花板除了垂下几盏灯别无装饰，素白的平面向四周极大延伸，连同素白的墙体也成了它的组成部分，一眼存不住，目光会像子弹一样抛落到地。这时它就会轻轻拱起，像有生命一样弯曲了那个平面，呈现出穹形。那上面常有人走动传来轻微脚步声和挪动椅子的磨擦声。我不能分辨声音出自二楼其他孩子，以为是天花板的窃窃私语。
久而久之，天花板在我眼中出现一些表情，像是一个伪装成石头的怪兽活了过来。
这使我顿时感到渺校我怕那样一个沉重的意志高悬在我的头顶。无遮无拦的空间使我格外体会出它的分量。我想它呆在那么高的位置，只有一个目的：有朝一日坍塌下来。
它一般是在夜里悄悄下来。夜晚的到来首先是从一些黑色的暗影在天花板上聚集起来开始的。我童年一直以为：夜晚不是光线的消失，而是大量有质量的黑颜色的入侵，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些黑颜色有穿墙本领，尤其能够轻易穿透薄薄的玻璃，当它们成群结队，越进越多，白天就失守了。满屋阳光被打碎了，随着室外的光线一起逃得很远很远，但还能看到它们。它们都在天上，最大的一块残片有时镜子大小，有时只剩下一牙西瓜那么丁点儿。
从我睡的床上可以看到灿烂星河和皎洁月亮。这些发光的星球使黑夜显得不平静。像在用力暗示我夜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安息了，有一些东西反倒更活跃了。趁着夜色这些形状不明的东西正悄悄接近我，攀着天花扳中步步下降。结满黑物质的天花极不堪重负，像失事的轮船沉向海底，我都能听到它挤压墙壁，划过玻璃的咔嚓声响。这一过程不可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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