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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缺）
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