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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
20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生儿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信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尼采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失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司、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律在手。已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市。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外界对他的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文章写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5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30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13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90年代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医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主白眼瞥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馈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书生意气
陈平原
中文系许多先生都说，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而我了解陈先生却是从一本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解先生研究小说叙育模式的苦心，倒以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铁马的当代大侠。先生的名又与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士如雨的辉煌时代。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
其实，陈平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书生意气一书中，收入了他与妻子夏晓虹的通信，那些长信，没有一句涉及爱情，陈平原自己说：“我不是风流文人。”但是，在这些探讨学术问题的信笺中，我读出了一种心动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不似沈从文与张兆和情意绵绵，倒像鲁迅与许广平携手走夜路。夏晓虹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明清文学，千头万绪被她讲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师上的文学史必修课，下午则是陈老师上的选修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两相映照，精彩纷呈。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师生病了，一时系里面找不到老师代课，陈老师自告奋勇，跑来讲了两个小时的明代文章。课堂下女孩子们都望着先生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这对才学相辉映的夫妻。那次，陈平原从八股文讲起，使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八股文有什么讲头？先生却说，八股固然无好文章，但八股作为文学史现象极有研究价值。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样找不到一篇“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周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学问枯燥无味，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玩”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原对“行云流水一抓增”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秀，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成为新闻，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那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便是怀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破面具任由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 -->>
怜悯
20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生儿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信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尼采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失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司、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律在手。已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市。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外界对他的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文章写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5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30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13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90年代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医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主白眼瞥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馈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书生意气
陈平原
中文系许多先生都说，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而我了解陈先生却是从一本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解先生研究小说叙育模式的苦心，倒以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铁马的当代大侠。先生的名又与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士如雨的辉煌时代。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
其实，陈平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书生意气一书中，收入了他与妻子夏晓虹的通信，那些长信，没有一句涉及爱情，陈平原自己说：“我不是风流文人。”但是，在这些探讨学术问题的信笺中，我读出了一种心动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不似沈从文与张兆和情意绵绵，倒像鲁迅与许广平携手走夜路。夏晓虹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明清文学，千头万绪被她讲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师上的文学史必修课，下午则是陈老师上的选修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两相映照，精彩纷呈。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师生病了，一时系里面找不到老师代课，陈老师自告奋勇，跑来讲了两个小时的明代文章。课堂下女孩子们都望着先生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这对才学相辉映的夫妻。那次，陈平原从八股文讲起，使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八股文有什么讲头？先生却说，八股固然无好文章，但八股作为文学史现象极有研究价值。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样找不到一篇“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周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学问枯燥无味，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玩”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原对“行云流水一抓增”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秀，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成为新闻，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那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便是怀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破面具任由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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