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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意义上，相信大学生是很文化也很文明，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显然，我们一伙是狠狠利用了他们对大学生的一般信任了——大学几年，大概我熟悉学校礼堂的程度，要远甚于图书馆。不过，也还是有失手的时候。与中学不同的是，当礼堂的剪票员发现了我们的不轨时，大庭广众之下，我已锻炼出了面对露陷，能够浑然不当一回事，并神情自若，从容镇定地从人群中撤离——比起中学时那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我已具备了厚颜的本领。揭穿就揭穿，我照样嘻嘻哈哈，旁边任是谁的异样的眼光，也不会让我难堪——我倒是会觉得，旁边为我功败垂成而惋惜的，大有人在。那时，我和我的那伙哥们，都将这本领锻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过由于眼界不够开阔，我们没有将之作为一个普世的原理演绎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回想起这段电影消费的历史，在偶然阅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时，我从中找到了自己当初行为的一个合理而又叛逆的解释。那伙颓废而又精力无限的美国青年，由东到西横穿美国以偷车为乐，其所有的快乐也就建立在“偷”这一逾规越法的举动上。重要的是拥有越界的疯狂。一个不曾企图越界的人也许从来就未曾年轻过。再往后，著名的色情大师萨德更为我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据。为此，我为我的厚颜，心安理得。
如今我只能黯然于，我学会了循规蹈矩。
6
在我抵达县城之前，看电影，都是走村串寨。那时，村子里的人把看电影当成一件大事，有时扛个板凳走七八里路到别的村子去看电影。一般是公社电影队（有时是请县里请来的），组织轮流在各个村里放电影。那些从公社得到电影播映通知的社员，就会及时把这美好的消息通知到村里。然后整个村子便会沸腾起来，孩子们奔相转告，大人们也满脸喜悦。通常手头要做的事，也可以暂时搁下。在那天，大人们总是早早把晚饭做好，让孩子先吃，然后搬椅子凳子去占座。他们则要在电影播映那一刻，按时到场。如果是夏天，他们就会就摇着一把扇子，准时坐到孩子们占好的位置上。一簇簇的一家子，就在有时摇荡的银幕前，在一个个晃动的故事前，享受天伦。
那时看电影，不惟从正面看，也从反面看。正面的位置相对来说总容纳不了几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通常正面反面坐下的人群会各占一半。那时看的大多是革命战争片，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一目了然。正面反面的人群，面对面的，做的都是同样革命的道德判断。我敢相信在那个年代，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在那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前，决不会比在学校里得到的少。孩子感到困惑的常常是片中的地下工作者，以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叛徒，为此总要不断向大人询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谁好谁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人们基本众口一词地就给出了答案。革命故事片看得多了，其实孩子们慢慢也摸出了一些门道，那些长得俊俏并满脸正气的即便穿着国民党的制服，一般也是同志；而那些神情猥琐虽然在革命的队伍里，那也肯定是奸诈狡猾的坏蛋，最终会露出狐狸的尾巴，最终要为正义的事业革掉命。孩子们每每看到我们的队伍在冲锋军号吹响时，一位连长或是营长什么的，跳上战壕，举起别着红丝巾或者红布的驳壳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就会油然而生满怀的凛然正义——那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激情：要消灭万恶的敌人，要消灭的万恶的旧世界，要解放全人类。那时，只要有电影存在，每个人都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机会。
有时放的一些电影，则是京剧、黄梅戏或者越剧之类的古装片，这样孩子们大多就只能哈欠连天，早早在大人的膝头上黑甜入梦了。这类片子，如今我能记得的一部是好象叫李彗娘的电影，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了。而记得的那部，大概也是投合了孩童的善恶分明之心，因为它也告诉了我，什么人应该去同情，是人应该去仇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种可谓涉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道德判断，一应在银幕面前，不论里面的人穿的是古装，还是革命年代的服装，银幕里里外外，都在善善恶恶。那是个美好的年代，虽然我已记不大清那些看过的电影的名字，但想起那种几个村子的人，围在一个草坪上看电影的情景，就会升涌无可言说的快乐和忧伤。
毕竟，年代久远，我能记住的那些从正反两面看过的片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老猫在说话”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那只当时人们异口同声批判的老猫，它的邪恶让我拥有美好的记忆。而一场骤然而至的大雨，冲刷了一位名叫傲兰•一蕾女英雄，那个片子没有看到结尾，而这是我能记住不多的几部片子中的一部——它时常让我想象，她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另一个星光璀璨的晚上，放映的影片名叫蝙蝠，屏幕上的惊怖的黑影重重，宛如就要从银幕走下直把我掐住，让我窒息——整个的观看过程，我都在母亲的怀里颤抖。时至今日，我仍然说不出，这种颤栗究竟是一个孩子的无知所导致，还是从根本上，这就是人的命运。但不管怎样，颤栗所让我拥有的记忆，依然归之于美好。
我想此后，再想看那正反两面都可看的银幕，很难了。那种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恐怕随着一个时代的激情的消退，而永远退出了我此后的电影消费史。作为一种记忆，它或许勾勒出我们许多人这样的一段电影消费史的轮廓：最初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我们关注人类的命运；到后来，我们看电影，更多的，只关注一个人的命运。 7
曾和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个人的电影消费史，一直要写到襁褓中。不过很遗憾，童年的大多记忆以及襁褓的全部记忆，我们都保存在父亲母亲以及父母辈那一代人那里（可能的话，也许能从相册中翻出一两张黑白照片，上面记载着那没有牙齿的笑容和哭声）。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叙说，我们将永远不拥有这份记忆。如果他们一个个走了的话，那也就等于把我们早年的记忆，全部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迟早会带走那本属于我们的童年的。也许，像我们这种而今居于异乡的人，应尽可能的回到故里，听他们唠叨，那如电影画面一样梦幻的童年往事。
8
如今看电影，准确来说，叫看碟。各种影碟，生活爱情情色凶杀枪战悬疑侦破科幻动画，刺激不刺激，艺术不艺术，感动不感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独自面对。如果说以前看电影，更多的只是纯粹的愉悦的成分——它甚至不是为了审美，不是为了达到所谓的无功利目的愉悦，而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那么如今看碟，它只是一种处境：一种面向更为广阔的虚无的另一个世界的处境——它不象在电影院，一个人可以和屏幕拉开一定的空间；它直接就面对屏幕，近在咫尺，让一个个的遥远的故事，就发生在眼前，默默的，既不喝彩，也不叹息，仅仅为着另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有时象傻子一样发笑，有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它无须激情。它只是在越来越自由的时代里，去寻找或者模仿那种可能的激情，以让自己能在彻底的无力感中还能涌起丝丝抗拒无聊和束手无策的感觉。它企图表明，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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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停留于今天。
般的意义上，相信大学生是很文化也很文明，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显然，我们一伙是狠狠利用了他们对大学生的一般信任了——大学几年，大概我熟悉学校礼堂的程度，要远甚于图书馆。不过，也还是有失手的时候。与中学不同的是，当礼堂的剪票员发现了我们的不轨时，大庭广众之下，我已锻炼出了面对露陷，能够浑然不当一回事，并神情自若，从容镇定地从人群中撤离——比起中学时那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我已具备了厚颜的本领。揭穿就揭穿，我照样嘻嘻哈哈，旁边任是谁的异样的眼光，也不会让我难堪——我倒是会觉得，旁边为我功败垂成而惋惜的，大有人在。那时，我和我的那伙哥们，都将这本领锻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过由于眼界不够开阔，我们没有将之作为一个普世的原理演绎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回想起这段电影消费的历史，在偶然阅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时，我从中找到了自己当初行为的一个合理而又叛逆的解释。那伙颓废而又精力无限的美国青年，由东到西横穿美国以偷车为乐，其所有的快乐也就建立在“偷”这一逾规越法的举动上。重要的是拥有越界的疯狂。一个不曾企图越界的人也许从来就未曾年轻过。再往后，著名的色情大师萨德更为我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据。为此，我为我的厚颜，心安理得。
如今我只能黯然于，我学会了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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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抵达县城之前，看电影，都是走村串寨。那时，村子里的人把看电影当成一件大事，有时扛个板凳走七八里路到别的村子去看电影。一般是公社电影队（有时是请县里请来的），组织轮流在各个村里放电影。那些从公社得到电影播映通知的社员，就会及时把这美好的消息通知到村里。然后整个村子便会沸腾起来，孩子们奔相转告，大人们也满脸喜悦。通常手头要做的事，也可以暂时搁下。在那天，大人们总是早早把晚饭做好，让孩子先吃，然后搬椅子凳子去占座。他们则要在电影播映那一刻，按时到场。如果是夏天，他们就会就摇着一把扇子，准时坐到孩子们占好的位置上。一簇簇的一家子，就在有时摇荡的银幕前，在一个个晃动的故事前，享受天伦。
那时看电影，不惟从正面看，也从反面看。正面的位置相对来说总容纳不了几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通常正面反面坐下的人群会各占一半。那时看的大多是革命战争片，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一目了然。正面反面的人群，面对面的，做的都是同样革命的道德判断。我敢相信在那个年代，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在那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前，决不会比在学校里得到的少。孩子感到困惑的常常是片中的地下工作者，以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叛徒，为此总要不断向大人询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谁好谁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人们基本众口一词地就给出了答案。革命故事片看得多了，其实孩子们慢慢也摸出了一些门道，那些长得俊俏并满脸正气的即便穿着国民党的制服，一般也是同志；而那些神情猥琐虽然在革命的队伍里，那也肯定是奸诈狡猾的坏蛋，最终会露出狐狸的尾巴，最终要为正义的事业革掉命。孩子们每每看到我们的队伍在冲锋军号吹响时，一位连长或是营长什么的，跳上战壕，举起别着红丝巾或者红布的驳壳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就会油然而生满怀的凛然正义——那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激情：要消灭万恶的敌人，要消灭的万恶的旧世界，要解放全人类。那时，只要有电影存在，每个人都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机会。
有时放的一些电影，则是京剧、黄梅戏或者越剧之类的古装片，这样孩子们大多就只能哈欠连天，早早在大人的膝头上黑甜入梦了。这类片子，如今我能记得的一部是好象叫李彗娘的电影，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了。而记得的那部，大概也是投合了孩童的善恶分明之心，因为它也告诉了我，什么人应该去同情，是人应该去仇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种可谓涉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道德判断，一应在银幕面前，不论里面的人穿的是古装，还是革命年代的服装，银幕里里外外，都在善善恶恶。那是个美好的年代，虽然我已记不大清那些看过的电影的名字，但想起那种几个村子的人，围在一个草坪上看电影的情景，就会升涌无可言说的快乐和忧伤。
毕竟，年代久远，我能记住的那些从正反两面看过的片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老猫在说话”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那只当时人们异口同声批判的老猫，它的邪恶让我拥有美好的记忆。而一场骤然而至的大雨，冲刷了一位名叫傲兰•一蕾女英雄，那个片子没有看到结尾，而这是我能记住不多的几部片子中的一部——它时常让我想象，她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另一个星光璀璨的晚上，放映的影片名叫蝙蝠，屏幕上的惊怖的黑影重重，宛如就要从银幕走下直把我掐住，让我窒息——整个的观看过程，我都在母亲的怀里颤抖。时至今日，我仍然说不出，这种颤栗究竟是一个孩子的无知所导致，还是从根本上，这就是人的命运。但不管怎样，颤栗所让我拥有的记忆，依然归之于美好。
我想此后，再想看那正反两面都可看的银幕，很难了。那种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恐怕随着一个时代的激情的消退，而永远退出了我此后的电影消费史。作为一种记忆，它或许勾勒出我们许多人这样的一段电影消费史的轮廓：最初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我们关注人类的命运；到后来，我们看电影，更多的，只关注一个人的命运。 7
曾和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个人的电影消费史，一直要写到襁褓中。不过很遗憾，童年的大多记忆以及襁褓的全部记忆，我们都保存在父亲母亲以及父母辈那一代人那里（可能的话，也许能从相册中翻出一两张黑白照片，上面记载着那没有牙齿的笑容和哭声）。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叙说，我们将永远不拥有这份记忆。如果他们一个个走了的话，那也就等于把我们早年的记忆，全部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迟早会带走那本属于我们的童年的。也许，像我们这种而今居于异乡的人，应尽可能的回到故里，听他们唠叨，那如电影画面一样梦幻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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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电影，准确来说，叫看碟。各种影碟，生活爱情情色凶杀枪战悬疑侦破科幻动画，刺激不刺激，艺术不艺术，感动不感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独自面对。如果说以前看电影，更多的只是纯粹的愉悦的成分——它甚至不是为了审美，不是为了达到所谓的无功利目的愉悦，而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那么如今看碟，它只是一种处境：一种面向更为广阔的虚无的另一个世界的处境——它不象在电影院，一个人可以和屏幕拉开一定的空间；它直接就面对屏幕，近在咫尺，让一个个的遥远的故事，就发生在眼前，默默的，既不喝彩，也不叹息，仅仅为着另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有时象傻子一样发笑，有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它无须激情。它只是在越来越自由的时代里，去寻找或者模仿那种可能的激情，以让自己能在彻底的无力感中还能涌起丝丝抗拒无聊和束手无策的感觉。它企图表明，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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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停留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