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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中写的条条了：要有高度的理性，要有高度的控制力，要做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不能做任何有潜在危险的事情。一定要“非礼勿行”谨慎再三。如果小莉此举真被别人知道，或者以后小莉一旦和自己闹翻，咬自己，不是好玩的。更重要的，自己原本就坦坦荡荡，无须搞任何小动作。
“不要。”他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
“不需要嘛，”他笑了笑“你好好睡觉吧。”
他回到房间，看到自己列出的十几条。梁君因为什么要“揭发”自己？所有的似乎都不大可能，所有的又都不能排除。太复杂了。而在事实上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极简单的原因。
邢笠简直要爆炸了，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你为什么瞒着我？”他冲妻子吼着。
梁君低着头哭了。
刚才邢笠找衣服，在箱底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红木匣。“这里放的什么？”他问。“噢，那是我插队时的药箱。”梁君一惊，连忙答道，她没说假话。邢笠顺手要打开，梁君脸色一下变了，拿了过去，放在身后：“你别看了。”“为什么？”邢笠起疑了“那里放的是什么？”“没什么。”“那为什么不让我看？”邢笠上来就夺。“我不让你看嘛。”梁君竭力想半开玩笑地搪塞开，看到邢笠真要夺过去看，她急了，紧紧抱住木匣。
木匣最终还是被邢笠夺了过去，打开了。
是一堆信。邢笠一封封看着，脸变了颜色。都是李向南写给梁君的，按时间顺序编号珍存着，还有李向南的一张四寸照片。好一个男子汉样。
梁君坐在一旁垂着头。
“我没瞒你，我和他过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
“我是知道。可你为啥还保存着他的信和照片？”做丈夫的妒火烈焰般上窜着。
“把它们都撕了还不行吗？”
“你撕，当着我面撕。”
梁君咬咬牙，拿起一封信撕着。
“先撕这照片。”
梁君哆嗦了一下，低着头一下一下慢慢把照片撕碎了，眼泪流了下来。
“你还难过。”邢笠更火了。
“我不撕了，你撕吧。”梁君趴在床上哭了。
“哼，我才不撕呢，我留着它们还有用呢。”邢笠突然毒上心来。
（二）自己有哪些可能被揭发的“薄弱环节”
——他在纸上又写下了第二个小标题。对梁君揭发自己的起因无从判断，他只能从最坏处作准备：设想她以最敌视的态度，对他进行“最全面”（以至添枝加叶）的揭发。
又需列清单：
（1）“文革”中当过校文革副主任？（其间都干过什么？一一想。并无任何恶迹。后来不是下台了吗？他想着，对这一条作了排除。）
（2）插队期间？
（3）“国家资本主义”？（自己在给梁君的信中讲过，中国是社会主义，但需要搞些国家资本主义。）
（4）“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他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种危机同资本主义危机有不同，但无疑也是危机。五十年代末期不是经济危机？比例失调不是经济危机？）
（5）对某些政策的评论？（仔细想想自己私下的谈话。一条条想。最“出格”的、可能被整材料的有哪些？）
他一口气写了七十点。梁君可能揭发的方面都涉及了，还扩大到更大范围：自己的一切“薄弱环节”在省调研室工作，上大学，到古陵当县委书记，在北京的联络，写过的文章，发表过的言论他有些出汗了。挨整时自审，危险丛生。
（71）“有野心”？
（72）“生活作风”？（他把和自己有过各种程度感情交往的女性逐个想了一遍。真荒诞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如此审查，都会不成样子。他感到了耻辱。）
还有什么？是否初中、小学时的事都要检查一下？搞政治，若不想平庸混世、顺时升迁，就要这样准备经受“磨”和“炼”？
他心中突然浮现起一件事——在一片迷雾后面，那是他始终不敢在心中正视的往事。小学时，一个叫胖墩的同学乘老师不在，溜进办公室，把还没判过的期末试卷上的错误改正了。此后，自己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吓唬胖墩。胖墩本来有些呆痴，后来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上中学以后，听说胖墩（他没考上中学）精神失常了。他至今能回忆起吓唬胖墩时自己心中那狡猾的恶意：我去告老师，你偷改卷子。看着胖墩惊恐的模样，他就感到智力上的优越和抓住对方弱点的快感。他一次又一次地吓唬对方——只要两个人一闹矛盾——凭此征服了这个比自己有力气的对手。
每每忆及此事，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犯罪感，感到自己很坏。他总是很快地打断自己的回忆，那成了潜藏在内心的疚悔。
而这真正的罪过却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被用来整成“材料”
好了，还是继续考虑眼前的题目吧。七十多点了。如果知道别人在哪几个点上搞自己，问题就简单多了。军事上，在漫长的防线上预断敌人的进攻点，从而配备自己的兵力，向来是件困难而又重要的事情。敌人的进攻往往只在一点，两点，但估计中却可能是几十点。未知向来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群人围着一桌酒席，杯盘狼藉。
“我看这份材料就不错。”凌海喝得两眼发红，把一份打印材料撂在众人面前“后面这些附件不用了。”
“就这么两点就行了？”邢笠拿起材料翻了翻。
“要致人命的，一点就够，两点还少？”凌海又仰脖干了一杯“你们谁送上去？”
“我不能送”
“你当然不能出面，这材料里有你老婆，你得回避。”
“我想办法送上去吧。”张老的儿子张克平沉吟了一下，说道。
“让你老子送？”
“不，我也不让他看。你们别管我怎么送上去，保证送上去就行了。”
“这份材料”邢笠又有些犹豫。
“蠢蛋。”凌海骂道“他‘文革’中组织批斗会，这一条不够？还有，野心勃勃，自以为最高决策者，满嘴狂言，这一条不够？这两条，能打倒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倒，剩下的材料还可以其他方式、其他渠道再上嘛。”
一群人沉吟着，给最高层领导一人送一份，毕竟不是开玩笑。
“就这样吧。”不知是谁说“搞不成再说。”
“你们真废物，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搞掉一个人了。最最容易的事就是罗织罪名，懂吗？再加一句：最、最、最——容易的事，就是搞掉一个像他这样露锋芒的人了。”凌海不耐烦地说。“依我看，政治就是整人。你们不是都搞政治吗？政治上的成功不在你干这干那，就在于搞掉对手。搞掉一个，进一步。搞掉全部对手，就是最后胜利。”
邢笠等人警惕地看了凌海一眼。
凌海今天喝多了，有些露凶相：“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中国几千年历史，白纸黑字写的什么？就是整人，杀人，搞掉人。”
（三）自己目前的处境
——后半夜三点了，他又写下了第三个小标题。夏夜的闷热已经过去，窗户流进微凉的空气，很静。隔着院子都能听见向东说梦话的声音。
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揭发材料”如何“揭发”自己，但他已有大致的感觉。他们一定是在最狠处下刀子。一个人总要时刻估量自己的处境，要尽可能全面、深刻。在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跳出自己的主观角度，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自己。这叫“由彼观己”只有最透彻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或许还应包括企业家——才懂得这样做。“由己观彼”是容易做到的，那是人人在做的。而“由彼观己”就很难了，是和人们习惯的方向相反的事情。
高众一筹的聪明，恰恰就在能破习惯而思而行吧？
这个世界是为那些按习惯生活的人设计的，它总把大多数不按习惯生活的人罚下场，但偶尔又给个别不按习惯生活的人以最高奖赏，所以总有各种勇敢的冒险家。
（1）顾恒对自己什么态度？
（2）靳一峰？（就要这样一个个因素地估计下去。）
（3）成猛呢？（最重要的。）
（4）省里各派力量对自己将采取什么态度？
（5）县里支持自己的干部会不会为自己呼吁？（在北京这盘大棋上，那是个很微弱的力量。）
（6）县里老百姓？（是更微弱的因素了，北京绝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还根本不懂得自觉推举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7）那些搞自己的同代人？（他已经多少知道他们都有谁了。）
（8）新闻界呢？
（9）国务院体改委？（自己过去给他们写过政策建议报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发言权？）
（10）父亲？（他在上层的联系能用吗？）
（11）自己在北京的所有联系、影响、力量都能起什么作用？（逐个想一想。）
（12）自己还能采取哪些活动？（活动范围、渠道、方式的全部选择余地都要考虑到。不要遗漏任何可利用的条件。）
成猛照例又在午睡后坐在葡萄架下的浓阴下，悠闲地阅看报纸文件。高大魁梧的身体压得藤沙发不时吱吱微响着。
一份最新的参考消息放在一摞报纸文件的最上面。他拿起来慢慢翻着，一二三四版地浏览一下标题。好像已经看过这张报？他皱了一下眉，刚要放到一边，第二版上一个头条黑字标题吸引了他的目光：
中国当代社会的力量结构图和五代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采访
中国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
他把文章大致扫了一遍，皱起眉转过头问：“就是顾恒省里的那个李向南？”
秘书安晋玉在旁边沏着茶，一直注意着成猛对这张参考消息的反应。是他又一次把这张报放在成猛要看的报纸文件中的。
“啊，是。”他看了一下报纸，装作刚反应过来，答道。
（四）任务及策略
——他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考虑好，窗外已泛出微明。
一切都想清楚了。为了从政，为了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他已经做了长久充分的准备。他研究了理论，研究了历史，熟悉了中国国情，从京都，省，到县，农村，社会各层次他都有实践和调查，建立了初步的影响，联络了一批力量，在政治斗争和领导艺术方面，做了训练，在意志力方面也经磨砺。他已付出了大的代价。再残酷，再险恶，他也绝不退下来了。
他凝视着墙上一轴屈原仰天悲啸的国画。他不当屈原。他要当一个胜利的改革家。
恍恍惚惚，他眼前浮出一个熟悉的幻象：碧蓝的夜空和金黄的圆月下，一个火一样活泼泼的小红孩在紫禁城旁雄赳赳地建造着金字塔又一个熟悉的梦境，他看见紫竹院的小湖小山，绿得透明、画一般的树，童年的自己和小朋友玩打仗，他争着当司令，而且要当好人的司令，他指挥着将士向对方山头冲击又一个幻境，一辆又一辆高级小轿车驰入巨大而肃穆的地下军事指挥部，他主持着会议，他视察稻田，视察长江水利工程，人群簇拥着走上大坝
他赶走了幻觉。好了，经过一夜的分析思考，他又清醒又坚强。他全副武装了。他又回到最初的“总论”上来了：要做一个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
窗外，夜空已发出冷冷青亮，他最后翻看了一遍多达几十页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策略，加强了记忆，然后一下下把它撕碎，站了起来。
总论”中写的条条了：要有高度的理性，要有高度的控制力，要做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不能做任何有潜在危险的事情。一定要“非礼勿行”谨慎再三。如果小莉此举真被别人知道，或者以后小莉一旦和自己闹翻，咬自己，不是好玩的。更重要的，自己原本就坦坦荡荡，无须搞任何小动作。
“不要。”他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
“不需要嘛，”他笑了笑“你好好睡觉吧。”
他回到房间，看到自己列出的十几条。梁君因为什么要“揭发”自己？所有的似乎都不大可能，所有的又都不能排除。太复杂了。而在事实上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极简单的原因。
邢笠简直要爆炸了，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你为什么瞒着我？”他冲妻子吼着。
梁君低着头哭了。
刚才邢笠找衣服，在箱底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红木匣。“这里放的什么？”他问。“噢，那是我插队时的药箱。”梁君一惊，连忙答道，她没说假话。邢笠顺手要打开，梁君脸色一下变了，拿了过去，放在身后：“你别看了。”“为什么？”邢笠起疑了“那里放的是什么？”“没什么。”“那为什么不让我看？”邢笠上来就夺。“我不让你看嘛。”梁君竭力想半开玩笑地搪塞开，看到邢笠真要夺过去看，她急了，紧紧抱住木匣。
木匣最终还是被邢笠夺了过去，打开了。
是一堆信。邢笠一封封看着，脸变了颜色。都是李向南写给梁君的，按时间顺序编号珍存着，还有李向南的一张四寸照片。好一个男子汉样。
梁君坐在一旁垂着头。
“我没瞒你，我和他过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
“我是知道。可你为啥还保存着他的信和照片？”做丈夫的妒火烈焰般上窜着。
“把它们都撕了还不行吗？”
“你撕，当着我面撕。”
梁君咬咬牙，拿起一封信撕着。
“先撕这照片。”
梁君哆嗦了一下，低着头一下一下慢慢把照片撕碎了，眼泪流了下来。
“你还难过。”邢笠更火了。
“我不撕了，你撕吧。”梁君趴在床上哭了。
“哼，我才不撕呢，我留着它们还有用呢。”邢笠突然毒上心来。
（二）自己有哪些可能被揭发的“薄弱环节”
——他在纸上又写下了第二个小标题。对梁君揭发自己的起因无从判断，他只能从最坏处作准备：设想她以最敌视的态度，对他进行“最全面”（以至添枝加叶）的揭发。
又需列清单：
（1）“文革”中当过校文革副主任？（其间都干过什么？一一想。并无任何恶迹。后来不是下台了吗？他想着，对这一条作了排除。）
（2）插队期间？
（3）“国家资本主义”？（自己在给梁君的信中讲过，中国是社会主义，但需要搞些国家资本主义。）
（4）“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他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种危机同资本主义危机有不同，但无疑也是危机。五十年代末期不是经济危机？比例失调不是经济危机？）
（5）对某些政策的评论？（仔细想想自己私下的谈话。一条条想。最“出格”的、可能被整材料的有哪些？）
他一口气写了七十点。梁君可能揭发的方面都涉及了，还扩大到更大范围：自己的一切“薄弱环节”在省调研室工作，上大学，到古陵当县委书记，在北京的联络，写过的文章，发表过的言论他有些出汗了。挨整时自审，危险丛生。
（71）“有野心”？
（72）“生活作风”？（他把和自己有过各种程度感情交往的女性逐个想了一遍。真荒诞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如此审查，都会不成样子。他感到了耻辱。）
还有什么？是否初中、小学时的事都要检查一下？搞政治，若不想平庸混世、顺时升迁，就要这样准备经受“磨”和“炼”？
他心中突然浮现起一件事——在一片迷雾后面，那是他始终不敢在心中正视的往事。小学时，一个叫胖墩的同学乘老师不在，溜进办公室，把还没判过的期末试卷上的错误改正了。此后，自己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吓唬胖墩。胖墩本来有些呆痴，后来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上中学以后，听说胖墩（他没考上中学）精神失常了。他至今能回忆起吓唬胖墩时自己心中那狡猾的恶意：我去告老师，你偷改卷子。看着胖墩惊恐的模样，他就感到智力上的优越和抓住对方弱点的快感。他一次又一次地吓唬对方——只要两个人一闹矛盾——凭此征服了这个比自己有力气的对手。
每每忆及此事，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犯罪感，感到自己很坏。他总是很快地打断自己的回忆，那成了潜藏在内心的疚悔。
而这真正的罪过却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被用来整成“材料”
好了，还是继续考虑眼前的题目吧。七十多点了。如果知道别人在哪几个点上搞自己，问题就简单多了。军事上，在漫长的防线上预断敌人的进攻点，从而配备自己的兵力，向来是件困难而又重要的事情。敌人的进攻往往只在一点，两点，但估计中却可能是几十点。未知向来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群人围着一桌酒席，杯盘狼藉。
“我看这份材料就不错。”凌海喝得两眼发红，把一份打印材料撂在众人面前“后面这些附件不用了。”
“就这么两点就行了？”邢笠拿起材料翻了翻。
“要致人命的，一点就够，两点还少？”凌海又仰脖干了一杯“你们谁送上去？”
“我不能送”
“你当然不能出面，这材料里有你老婆，你得回避。”
“我想办法送上去吧。”张老的儿子张克平沉吟了一下，说道。
“让你老子送？”
“不，我也不让他看。你们别管我怎么送上去，保证送上去就行了。”
“这份材料”邢笠又有些犹豫。
“蠢蛋。”凌海骂道“他‘文革’中组织批斗会，这一条不够？还有，野心勃勃，自以为最高决策者，满嘴狂言，这一条不够？这两条，能打倒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倒，剩下的材料还可以其他方式、其他渠道再上嘛。”
一群人沉吟着，给最高层领导一人送一份，毕竟不是开玩笑。
“就这样吧。”不知是谁说“搞不成再说。”
“你们真废物，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搞掉一个人了。最最容易的事就是罗织罪名，懂吗？再加一句：最、最、最——容易的事，就是搞掉一个像他这样露锋芒的人了。”凌海不耐烦地说。“依我看，政治就是整人。你们不是都搞政治吗？政治上的成功不在你干这干那，就在于搞掉对手。搞掉一个，进一步。搞掉全部对手，就是最后胜利。”
邢笠等人警惕地看了凌海一眼。
凌海今天喝多了，有些露凶相：“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中国几千年历史，白纸黑字写的什么？就是整人，杀人，搞掉人。”
（三）自己目前的处境
——后半夜三点了，他又写下了第三个小标题。夏夜的闷热已经过去，窗户流进微凉的空气，很静。隔着院子都能听见向东说梦话的声音。
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揭发材料”如何“揭发”自己，但他已有大致的感觉。他们一定是在最狠处下刀子。一个人总要时刻估量自己的处境，要尽可能全面、深刻。在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跳出自己的主观角度，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自己。这叫“由彼观己”只有最透彻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或许还应包括企业家——才懂得这样做。“由己观彼”是容易做到的，那是人人在做的。而“由彼观己”就很难了，是和人们习惯的方向相反的事情。
高众一筹的聪明，恰恰就在能破习惯而思而行吧？
这个世界是为那些按习惯生活的人设计的，它总把大多数不按习惯生活的人罚下场，但偶尔又给个别不按习惯生活的人以最高奖赏，所以总有各种勇敢的冒险家。
（1）顾恒对自己什么态度？
（2）靳一峰？（就要这样一个个因素地估计下去。）
（3）成猛呢？（最重要的。）
（4）省里各派力量对自己将采取什么态度？
（5）县里支持自己的干部会不会为自己呼吁？（在北京这盘大棋上，那是个很微弱的力量。）
（6）县里老百姓？（是更微弱的因素了，北京绝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还根本不懂得自觉推举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7）那些搞自己的同代人？（他已经多少知道他们都有谁了。）
（8）新闻界呢？
（9）国务院体改委？（自己过去给他们写过政策建议报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发言权？）
（10）父亲？（他在上层的联系能用吗？）
（11）自己在北京的所有联系、影响、力量都能起什么作用？（逐个想一想。）
（12）自己还能采取哪些活动？（活动范围、渠道、方式的全部选择余地都要考虑到。不要遗漏任何可利用的条件。）
成猛照例又在午睡后坐在葡萄架下的浓阴下，悠闲地阅看报纸文件。高大魁梧的身体压得藤沙发不时吱吱微响着。
一份最新的参考消息放在一摞报纸文件的最上面。他拿起来慢慢翻着，一二三四版地浏览一下标题。好像已经看过这张报？他皱了一下眉，刚要放到一边，第二版上一个头条黑字标题吸引了他的目光：
中国当代社会的力量结构图和五代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采访
中国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
他把文章大致扫了一遍，皱起眉转过头问：“就是顾恒省里的那个李向南？”
秘书安晋玉在旁边沏着茶，一直注意着成猛对这张参考消息的反应。是他又一次把这张报放在成猛要看的报纸文件中的。
“啊，是。”他看了一下报纸，装作刚反应过来，答道。
（四）任务及策略
——他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考虑好，窗外已泛出微明。
一切都想清楚了。为了从政，为了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他已经做了长久充分的准备。他研究了理论，研究了历史，熟悉了中国国情，从京都，省，到县，农村，社会各层次他都有实践和调查，建立了初步的影响，联络了一批力量，在政治斗争和领导艺术方面，做了训练，在意志力方面也经磨砺。他已付出了大的代价。再残酷，再险恶，他也绝不退下来了。
他凝视着墙上一轴屈原仰天悲啸的国画。他不当屈原。他要当一个胜利的改革家。
恍恍惚惚，他眼前浮出一个熟悉的幻象：碧蓝的夜空和金黄的圆月下，一个火一样活泼泼的小红孩在紫禁城旁雄赳赳地建造着金字塔又一个熟悉的梦境，他看见紫竹院的小湖小山，绿得透明、画一般的树，童年的自己和小朋友玩打仗，他争着当司令，而且要当好人的司令，他指挥着将士向对方山头冲击又一个幻境，一辆又一辆高级小轿车驰入巨大而肃穆的地下军事指挥部，他主持着会议，他视察稻田，视察长江水利工程，人群簇拥着走上大坝
他赶走了幻觉。好了，经过一夜的分析思考，他又清醒又坚强。他全副武装了。他又回到最初的“总论”上来了：要做一个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
窗外，夜空已发出冷冷青亮，他最后翻看了一遍多达几十页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策略，加强了记忆，然后一下下把它撕碎，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