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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任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
“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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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任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
“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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