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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带着秘密的苦闷进入高中的,这种苦闷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而敏感。在整个高中时期,我像苦行僧一样鞭策自己刻苦学习,而对女孩子仿佛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欢互相打闹,我见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们又在玩闹,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后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脑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脸。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活泼的女生,而她的举动其实也是对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因为我的古板,班上那个最漂亮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小老头儿的绰号。现在我分析,当时
我实际上是处在性心理的自发调整阶段,为了不让肉欲的觉醒损害异性的诗意,我便不自觉地远离异性,在我和她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
我在班上担任黑板报的主编,我曾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观点,抨击男女生之间的调情现象。记得有一则杂感是这样写的:“有的男生喜欢说你们女生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女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么样。”这一挑战很快招来了报复。在此之前,语文老师在课上宣读过我的一篇题为当起床铃响起的时候的作文,那是一篇小小说,写一个叫小林的学生爱睡懒觉,装病不起床,躲在蚊帐里吃点心,被前来探望的老师发现,情境十分狼狈。于是,在我主持的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未经我审稿的匿名文章,题目是小林与小平,嘲笑我就是那个小林。我很快就知道,文章是黄以和牵头写的,他是最喜欢和女生嬉闹的一个男生,难怪要想办法回敬我一下了。
造成我孤僻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病弱,因而脑中充满悲观的思想。高三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大受感染,一气写了许多诗词。它们不外两类内容,一是言志,另一便是叹生忧死。在后一类诗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读到历史上王勃等短命诗人的事迹,我不胜伤感,仿佛那也是我的命运。我睡眠很不好,常常在半夜醒来,受两样东西的煎熬,便是性与死。性与死是我的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黑夜中真相毕露。被窝里是猖獗的性,窗外无边的黑暗中是狰狞的死。我仿佛能极真切地看到死,看到死后自己绝对消失、永远不复存在的情景,因而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和空虚。
我的孤僻表现在与同学的关系上,便是一种不合群的清高。聚在宿舍里打扑克牌或瞎聊天的人群中,是绝对看不到我的影子的。我上高中的三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我自己对之并无深切感受,至多不过是粮食定量降低,餐桌上经常有豆渣,在我都不是什么痛苦。由于在上海县境内,上中相当一部分招生指标是面向农村的,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了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有一些同学总是抢先到达食堂,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权力,给自己多分一些。这些现象令我十分厌恶,使我更要显出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对于那时候的高中学生来说,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大事。一个没有入团的学生,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落后分子,仿佛入了另册一样。高二时,我满十五岁,离队前夕也写了入团申请。然而,因为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直到高中毕业,直到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不能入团。所谓主动靠拢组织,就是要不停地向团干部表示决心,汇报思想。我的天性使我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被动靠拢,也就是团干部主动找我谈话,我都会感到极其别扭,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障碍有二,一是我说不出那种雷同的政治思想语言,那种语言对于我始终是陌生异己的东西,二是我更装不出这种语言好像是我的心里话似的,赋予它们一种感情色彩。我并非那样超脱,在很长时间里,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团员,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头。但是,在看清了这件事与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主观和客观的情形都使我更加专注于内心,我找到了一种忍受孤独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在上小学时,我就自发地写日记了,所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情,诸如父亲带我到谁家作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之类。在这种孩子气的日记中隐藏着一切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乐,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上初中时,我已经基本上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天天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从未间断。日记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许多时间献给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倾诉。在这过程中,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和我对话,进行分析、评价、开导,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我从写日记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心生活的空间,一种与一个更高的自我对话的习惯。
我是带着秘密的苦闷进入高中的,这种苦闷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而敏感。在整个高中时期,我像苦行僧一样鞭策自己刻苦学习,而对女孩子仿佛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欢互相打闹,我见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们又在玩闹,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后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脑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脸。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活泼的女生,而她的举动其实也是对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因为我的古板,班上那个最漂亮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小老头儿的绰号。现在我分析,当时
我实际上是处在性心理的自发调整阶段,为了不让肉欲的觉醒损害异性的诗意,我便不自觉地远离异性,在我和她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
我在班上担任黑板报的主编,我曾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观点,抨击男女生之间的调情现象。记得有一则杂感是这样写的:“有的男生喜欢说你们女生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女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么样。”这一挑战很快招来了报复。在此之前,语文老师在课上宣读过我的一篇题为当起床铃响起的时候的作文,那是一篇小小说,写一个叫小林的学生爱睡懒觉,装病不起床,躲在蚊帐里吃点心,被前来探望的老师发现,情境十分狼狈。于是,在我主持的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未经我审稿的匿名文章,题目是小林与小平,嘲笑我就是那个小林。我很快就知道,文章是黄以和牵头写的,他是最喜欢和女生嬉闹的一个男生,难怪要想办法回敬我一下了。
造成我孤僻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病弱,因而脑中充满悲观的思想。高三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大受感染,一气写了许多诗词。它们不外两类内容,一是言志,另一便是叹生忧死。在后一类诗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读到历史上王勃等短命诗人的事迹,我不胜伤感,仿佛那也是我的命运。我睡眠很不好,常常在半夜醒来,受两样东西的煎熬,便是性与死。性与死是我的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黑夜中真相毕露。被窝里是猖獗的性,窗外无边的黑暗中是狰狞的死。我仿佛能极真切地看到死,看到死后自己绝对消失、永远不复存在的情景,因而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和空虚。
我的孤僻表现在与同学的关系上,便是一种不合群的清高。聚在宿舍里打扑克牌或瞎聊天的人群中,是绝对看不到我的影子的。我上高中的三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我自己对之并无深切感受,至多不过是粮食定量降低,餐桌上经常有豆渣,在我都不是什么痛苦。由于在上海县境内,上中相当一部分招生指标是面向农村的,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了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有一些同学总是抢先到达食堂,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权力,给自己多分一些。这些现象令我十分厌恶,使我更要显出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对于那时候的高中学生来说,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大事。一个没有入团的学生,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落后分子,仿佛入了另册一样。高二时,我满十五岁,离队前夕也写了入团申请。然而,因为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直到高中毕业,直到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不能入团。所谓主动靠拢组织,就是要不停地向团干部表示决心,汇报思想。我的天性使我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被动靠拢,也就是团干部主动找我谈话,我都会感到极其别扭,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障碍有二,一是我说不出那种雷同的政治思想语言,那种语言对于我始终是陌生异己的东西,二是我更装不出这种语言好像是我的心里话似的,赋予它们一种感情色彩。我并非那样超脱,在很长时间里,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团员,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头。但是,在看清了这件事与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主观和客观的情形都使我更加专注于内心,我找到了一种忍受孤独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在上小学时,我就自发地写日记了,所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情,诸如父亲带我到谁家作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之类。在这种孩子气的日记中隐藏着一切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乐,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上初中时,我已经基本上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天天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从未间断。日记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许多时间献给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倾诉。在这过程中,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和我对话,进行分析、评价、开导,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我从写日记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心生活的空间,一种与一个更高的自我对话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