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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最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最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第一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又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
当我举家搬进贵阳的时候,贵阳已不是我插队时那个混乱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阳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融入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身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触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深入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浓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子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性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爱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肠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 -->>
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最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最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第一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又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
当我举家搬进贵阳的时候,贵阳已不是我插队时那个混乱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阳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融入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身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触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深入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浓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子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性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爱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肠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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