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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当然，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作了书面说明。
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侄女的事：侄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侄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姑娘。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口头订了婚的男方不愿意结这门婚事了，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也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是如此的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
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当然，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作了书面说明。
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侄女的事：侄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侄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姑娘。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口头订了婚的男方不愿意结这门婚事了，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也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是如此的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