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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书。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来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阴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啼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象这段未来历史用以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不需要选择专门的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上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迈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迈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克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比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尔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呆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xx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婊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伯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伦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玻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洛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
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帐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
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唯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艺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破坏的大陆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尤其我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书。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来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阴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啼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象这段未来历史用以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不需要选择专门的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上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迈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迈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克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比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尔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呆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xx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婊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伯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伦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玻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洛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
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帐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
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唯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艺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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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