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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本乡本土，他决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计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带眼睛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上，由这里向西，不过二里路，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
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六七处地方有强烈的尿骚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晕脑涨，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议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议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糜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嘛。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六月议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赢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就不再参加议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
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本乡本土，他决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计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带眼睛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上，由这里向西，不过二里路，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
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六七处地方有强烈的尿骚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晕脑涨，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议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议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糜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嘛。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六月议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赢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就不再参加议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