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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卫仁休、曲淑琴两位同学是1976年国庆节前回到鹿场工作的。记得在离开砖厂前，我们曾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天塌一般”的大事件：即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与世长辞。
当令人失魂落魄的哀乐响起，列队站在砖厂办公室门前广场集中收听由夏青带着悲恸语气播诵完中央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后，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啜泣之声。我敢说，那一刻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泪飞化作倾盆雨”的国殇之时。每个人都是揪心一般的难受，每个人都有着天塌一般的同感。时隔多天以后，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举行了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在华国锋主席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他对毛主席缔造人民军队，带领全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全面回顾，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就在追悼大会开过10天左右，二分场根据工作需要向农场人事劳资科递交了请求将卫仁休、陈孝章、曲淑琴调回二分场工作的书面报告。对此请求，场人事劳资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在国庆节后便正式回到鹿场后勤作业队报到上班了。
记得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跟王景信赶的马车往回拉“青贮”。王景信是一位35岁左右的山东人，中等个头，很能说，干活绝对是把好手。当时他家哥5个都在二分场工作。老大叫王善信、老二叫王忠信、老三叫王景信、老四叫王君信、老五叫王云信。父母跟老五王云信住在一起。哥几个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于1967年支边来到张家园子农场二分场。所谓“青贮”说白了就是冬天给鹿吃的粗饲料。就是在饲料地里用机播的玉米和大豆趁其秧棵长到一人高时将其用镰刀割下，然后用车拉回南场院挖好的“青贮窖”旁，再用电动铡草机把它铡成“一那长”的小段埋到地下的“贮窖”中存放到落雪之后再取出喂鹿的一种粗草料，就叫“青贮了”。难怪这种“青贮”鹿特喜欢吃，待这种粗饲料窖藏到春节前后取出喂鹿时，经过发酵后的“青贮”竟然能散发出浓浓的酒香味可好闻了。那时候，分场动不动就以义务劳动的名义搞会战，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发牢骚。大伙吃完晚饭让几点到就几点到。我第一天上白班是跟车拉青贮，晚上就参加义务劳动铡青贮，从晚7点一直干到10点，而且领导也都跟着一起干。从劳动强度看，一点都不比砖厂轻闲。当然了，义务劳动倒不是天天如此。因为铡青贮毕竟是个时间性比较强的工作，不抢时间“青贮”就不保鲜了。
当时，分场对职工的政治学习抓的老紧了。但几乎占的都是晚上7点到10点这段时间学习和讨论。我由于口才好，自打回了鹿场职工政治学习或团支部活动，读报的活儿几乎就被我承包了。当时鹿场的团支部书记是兽医王术本。我一回到鹿场在团支部里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鹿场的中心工作是养鹿。故一切工作都要服务服从养鹿大局。当时分场的青年男女除绝大部份是职工子女外，还有好几位是来自镇赉县城的知识青年。如小顾、小贾、大张、梁策等。许多素质较好，特别是责任心、事业心较强的年轻人都在养鹿队从事养鹿工作。在鹿场，每一个年轻人都以能成为一名养鹿工为最荣耀的事。所以能跻身养鹿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主要是指岗位有限，在外边要进养鹿队的人都在那排着队往里挤呢！
前段时间淑峰姐回来送孩子在家只住了一周就返回吉林上班了。说实话，姐姐是从困境中解脱了，但无形中却把生活压力转嫁给了我们的母亲。自此，没有一点怨言的母亲一边伺候着3岁的妹妹于丽，一边还要伺候不满百天的外甥女金巍，可真的是不容易。关于这一点，姐姐也觉着不好意思，所以便主动提出把老五带到吉林去上学，以便让老妈在老五身上少操点心。就这样，姐姐在返吉时才顺便把老五给带走了。
外甥女金巍在鹿场一呆就是4年。在此期间最难的是解决孩子的吃奶问题。好在当时鹿场鹿队养了两头奶牛（为新生鹿仔哺乳所备）每天都可以买到一点鲜奶，但量很有限。随着外甥女的一天天长大，进食量一天天增加，所以还必须得靠把炒熟的小米轧成粉加糖做为主食弥补牛奶的不足。屈指算来，外甥女金巍在鹿场生活的四年间，风雨不误打牛奶和轧小米面的活儿几乎都落在老六久章的身上。轧小米面的活儿可不轻松，每次都是在碾房抱着碾砣轧的，轧一遍用细锣筛一遍，每次都得轧个十来遍。由此可见，金巍能长大成人，她老舅久章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鹿场后勤作业队的工作很杂。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养鹿队搞配套服务的。当时养鹿作业队的队长是邱元志；后勤作业队的队长是高万龙。我们家从腰杭搬到鹿场的时候分场书记是王佐相，场长是卫仁休的父亲卫中凡。1976年年初王佐相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场党委才把一位叫杨德武的中年人派来当了分场书记，卫中凡仍任场长。杨德武是一位职业兽医。此人党性观念强，理论政策水平高，性格倔强，是位作风正派，原则性、斗争性都非常强的人。他的老伴在场部加工厂工作，家中有4女1子。他的二女儿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杨晓娟。杨德武书记是位政治、思想、作风都非常过硬的一位分场干部。用现在的话说他除了在思想上有些过左的表现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杨书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尤为突出。特别在率先垂范方面能够始终走在分场职工的最前面。
例如在国庆节后通过会战形式往回抢收甜菜的事，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他和普通职工一样一晩上要往回挑10几趟。累得靠墙根睡着了吃饭饭碗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他这种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精神深深感染了分场的全体干部职工。一时间，分场“抓革命，促生产”的风气成为主流，这与他凡事以身作则，事必躬亲的个人模范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
1977年春节过后，根据工作需要杨德武书记调回场部机关工作。接着派来二分场担任分场书记的是一位名叫徐乃迁的人。徐书记约有40岁的年纪，说话慢声拉语，走路习惯迈着四方步。此人心地善良，一身正气，凡事能处以公心。自从他来到二分场工作后，我便在暗中把自己摆在了徐书记心腹的位置上了。徐书记的爱人叫张艳杰，在分场卫生所做大夫。私下里我称她为二姐，家里有什么重活我都主动抢着做。凡事都是相对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由于跟徐书记家在暗中走得较近，所以自然引起了身为场长的卫中凡的忌恨。其实，在此之前徐魏之间就有着很深的成见，只是我不知情罢了。首先他二人是左家特产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在校期间彼此就有很深的成见。其次，整个农场除卫中凡以外，徐乃迁是唯一一个懂梅花鹿饲养技术的人。由于徐乃迁的存在，卫中凡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所以魏某人才在骨子里十分仇视老同学徐乃迁。
在徐乃迁书记没来鹿场任职之前，在梅花鹿养殖这一块被卫中凡控制得几乎“水泼不进”。凡属梅花鹿养殖技术方面的问题没有魏场长的点头同意是绝对不可以的。针对这种情况，场党委为打破鹿场“家天下”的状态所以才把徐乃迁派来鹿场当了书记。
自从徐乃迁来到鹿场工作后，两人在政治上斗智、在业务上斗技、在人财物管理上斗话语权的“全方位斗法”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徐魏双方的角斗中，我做为刚刚走向社会的一个新兵要么站在徐乃迁一方，要么站在卫中凡一方，根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经过认真权衡，认为徐乃迁是分场的一把手，在政治上是分场的“舵把子”，我只能旗帜鲜明地唯徐书记马首是瞻，才能在鹿场这盘“棋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但我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把自己放在了徐魏“斗法”的最前沿。
在徐乃迁没出任鹿场书记之前，鹿场的中心工作绝对是梅花鹿养殖。场党委评价鹿场工作是非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梅花鹿的养殖效益。在这一点上，魏场长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技术权威”，所以便自然造成了农场从上到下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上的“一言堂局面。大家知道，农场上养鹿这个项目是绝对投了血本的。先撇开效益如何不谈，单就新建鹿苑、引进种鹿、组建专业饲养队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资金。说白了，在平原养鹿是当时农场一项非常奢侈的创新性尝试。最初阶段农场在人财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绿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可谓是“有求必给”。正因如此，前两任外行书记要想出政绩只能依赖和依靠魏场长。由此一来，魏场长在鹿场便有了绝对的“话语权”。不论是养鹿专业队，还是后勤农耕队的职工都得看魏场长的脸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说个“不”字。
我们家刚从腰杭搬到鹿场居住时，因孩子小都在上学没有人在鹿场工作，故与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间，我家与魏场长家的关系也处得相当融洽。在那一时期，我母亲几乎承包了魏场长家大人和孩子的理发，故在魏场长与其老伴的关照下，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所有的改变，均因我与魏场长的儿子，同学卫仁休从砖场调回二分场开始出现的。特别是当徐乃迁出任鹿场书记后，这种变化开始变得愈演愈烈。
就当时鹿场的政治阵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无法置身局外的“棋子”。说句心里话，我哪是故意要与魏氏父子为敌呀！而是当时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须做出选择。于是，面对着摆在我面前的迫不得已，我只能义无反顾地选站了徐乃迁书记一边。
打这以后，在我们这个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别别楞楞”的事情开始纷纷出现了：
首先是，左右近邻无缘无故地开始找茬“骂街”。其中尤以左手边郎春华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老郎家是与卫中凡家一起从旺清县迁到农场来的。家中有个老头领三个儿子。老大郎春华在场部修配厂当钳工，刚结婚不久，媳妇也是旺清那边的人；老二郎春彦在鹿场鹿队当养鹿工，是75年“六.一”农场第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的5000米冠军；老三郎春林正在场部中学读书。这家人最可恶的是郎春华的小媳妇。隔三差五的就骂街，话骂得老“砢碜”了。起因不是今天丢了个鸡蛋，就是明个少了个鸡崽，无中生有，指桑骂槐，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在骂我妈。... -->>
我与卫仁休、曲淑琴两位同学是1976年国庆节前回到鹿场工作的。记得在离开砖厂前，我们曾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天塌一般”的大事件：即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与世长辞。
当令人失魂落魄的哀乐响起，列队站在砖厂办公室门前广场集中收听由夏青带着悲恸语气播诵完中央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后，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啜泣之声。我敢说，那一刻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泪飞化作倾盆雨”的国殇之时。每个人都是揪心一般的难受，每个人都有着天塌一般的同感。时隔多天以后，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举行了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在华国锋主席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他对毛主席缔造人民军队，带领全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全面回顾，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就在追悼大会开过10天左右，二分场根据工作需要向农场人事劳资科递交了请求将卫仁休、陈孝章、曲淑琴调回二分场工作的书面报告。对此请求，场人事劳资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在国庆节后便正式回到鹿场后勤作业队报到上班了。
记得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跟王景信赶的马车往回拉“青贮”。王景信是一位35岁左右的山东人，中等个头，很能说，干活绝对是把好手。当时他家哥5个都在二分场工作。老大叫王善信、老二叫王忠信、老三叫王景信、老四叫王君信、老五叫王云信。父母跟老五王云信住在一起。哥几个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于1967年支边来到张家园子农场二分场。所谓“青贮”说白了就是冬天给鹿吃的粗饲料。就是在饲料地里用机播的玉米和大豆趁其秧棵长到一人高时将其用镰刀割下，然后用车拉回南场院挖好的“青贮窖”旁，再用电动铡草机把它铡成“一那长”的小段埋到地下的“贮窖”中存放到落雪之后再取出喂鹿的一种粗草料，就叫“青贮了”。难怪这种“青贮”鹿特喜欢吃，待这种粗饲料窖藏到春节前后取出喂鹿时，经过发酵后的“青贮”竟然能散发出浓浓的酒香味可好闻了。那时候，分场动不动就以义务劳动的名义搞会战，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发牢骚。大伙吃完晚饭让几点到就几点到。我第一天上白班是跟车拉青贮，晚上就参加义务劳动铡青贮，从晚7点一直干到10点，而且领导也都跟着一起干。从劳动强度看，一点都不比砖厂轻闲。当然了，义务劳动倒不是天天如此。因为铡青贮毕竟是个时间性比较强的工作，不抢时间“青贮”就不保鲜了。
当时，分场对职工的政治学习抓的老紧了。但几乎占的都是晚上7点到10点这段时间学习和讨论。我由于口才好，自打回了鹿场职工政治学习或团支部活动，读报的活儿几乎就被我承包了。当时鹿场的团支部书记是兽医王术本。我一回到鹿场在团支部里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鹿场的中心工作是养鹿。故一切工作都要服务服从养鹿大局。当时分场的青年男女除绝大部份是职工子女外，还有好几位是来自镇赉县城的知识青年。如小顾、小贾、大张、梁策等。许多素质较好，特别是责任心、事业心较强的年轻人都在养鹿队从事养鹿工作。在鹿场，每一个年轻人都以能成为一名养鹿工为最荣耀的事。所以能跻身养鹿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主要是指岗位有限，在外边要进养鹿队的人都在那排着队往里挤呢！
前段时间淑峰姐回来送孩子在家只住了一周就返回吉林上班了。说实话，姐姐是从困境中解脱了，但无形中却把生活压力转嫁给了我们的母亲。自此，没有一点怨言的母亲一边伺候着3岁的妹妹于丽，一边还要伺候不满百天的外甥女金巍，可真的是不容易。关于这一点，姐姐也觉着不好意思，所以便主动提出把老五带到吉林去上学，以便让老妈在老五身上少操点心。就这样，姐姐在返吉时才顺便把老五给带走了。
外甥女金巍在鹿场一呆就是4年。在此期间最难的是解决孩子的吃奶问题。好在当时鹿场鹿队养了两头奶牛（为新生鹿仔哺乳所备）每天都可以买到一点鲜奶，但量很有限。随着外甥女的一天天长大，进食量一天天增加，所以还必须得靠把炒熟的小米轧成粉加糖做为主食弥补牛奶的不足。屈指算来，外甥女金巍在鹿场生活的四年间，风雨不误打牛奶和轧小米面的活儿几乎都落在老六久章的身上。轧小米面的活儿可不轻松，每次都是在碾房抱着碾砣轧的，轧一遍用细锣筛一遍，每次都得轧个十来遍。由此可见，金巍能长大成人，她老舅久章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鹿场后勤作业队的工作很杂。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养鹿队搞配套服务的。当时养鹿作业队的队长是邱元志；后勤作业队的队长是高万龙。我们家从腰杭搬到鹿场的时候分场书记是王佐相，场长是卫仁休的父亲卫中凡。1976年年初王佐相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场党委才把一位叫杨德武的中年人派来当了分场书记，卫中凡仍任场长。杨德武是一位职业兽医。此人党性观念强，理论政策水平高，性格倔强，是位作风正派，原则性、斗争性都非常强的人。他的老伴在场部加工厂工作，家中有4女1子。他的二女儿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杨晓娟。杨德武书记是位政治、思想、作风都非常过硬的一位分场干部。用现在的话说他除了在思想上有些过左的表现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杨书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尤为突出。特别在率先垂范方面能够始终走在分场职工的最前面。
例如在国庆节后通过会战形式往回抢收甜菜的事，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他和普通职工一样一晩上要往回挑10几趟。累得靠墙根睡着了吃饭饭碗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他这种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精神深深感染了分场的全体干部职工。一时间，分场“抓革命，促生产”的风气成为主流，这与他凡事以身作则，事必躬亲的个人模范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
1977年春节过后，根据工作需要杨德武书记调回场部机关工作。接着派来二分场担任分场书记的是一位名叫徐乃迁的人。徐书记约有40岁的年纪，说话慢声拉语，走路习惯迈着四方步。此人心地善良，一身正气，凡事能处以公心。自从他来到二分场工作后，我便在暗中把自己摆在了徐书记心腹的位置上了。徐书记的爱人叫张艳杰，在分场卫生所做大夫。私下里我称她为二姐，家里有什么重活我都主动抢着做。凡事都是相对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由于跟徐书记家在暗中走得较近，所以自然引起了身为场长的卫中凡的忌恨。其实，在此之前徐魏之间就有着很深的成见，只是我不知情罢了。首先他二人是左家特产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在校期间彼此就有很深的成见。其次，整个农场除卫中凡以外，徐乃迁是唯一一个懂梅花鹿饲养技术的人。由于徐乃迁的存在，卫中凡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所以魏某人才在骨子里十分仇视老同学徐乃迁。
在徐乃迁书记没来鹿场任职之前，在梅花鹿养殖这一块被卫中凡控制得几乎“水泼不进”。凡属梅花鹿养殖技术方面的问题没有魏场长的点头同意是绝对不可以的。针对这种情况，场党委为打破鹿场“家天下”的状态所以才把徐乃迁派来鹿场当了书记。
自从徐乃迁来到鹿场工作后，两人在政治上斗智、在业务上斗技、在人财物管理上斗话语权的“全方位斗法”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徐魏双方的角斗中，我做为刚刚走向社会的一个新兵要么站在徐乃迁一方，要么站在卫中凡一方，根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经过认真权衡，认为徐乃迁是分场的一把手，在政治上是分场的“舵把子”，我只能旗帜鲜明地唯徐书记马首是瞻，才能在鹿场这盘“棋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但我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把自己放在了徐魏“斗法”的最前沿。
在徐乃迁没出任鹿场书记之前，鹿场的中心工作绝对是梅花鹿养殖。场党委评价鹿场工作是非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梅花鹿的养殖效益。在这一点上，魏场长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技术权威”，所以便自然造成了农场从上到下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上的“一言堂局面。大家知道，农场上养鹿这个项目是绝对投了血本的。先撇开效益如何不谈，单就新建鹿苑、引进种鹿、组建专业饲养队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资金。说白了，在平原养鹿是当时农场一项非常奢侈的创新性尝试。最初阶段农场在人财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绿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可谓是“有求必给”。正因如此，前两任外行书记要想出政绩只能依赖和依靠魏场长。由此一来，魏场长在鹿场便有了绝对的“话语权”。不论是养鹿专业队，还是后勤农耕队的职工都得看魏场长的脸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说个“不”字。
我们家刚从腰杭搬到鹿场居住时，因孩子小都在上学没有人在鹿场工作，故与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间，我家与魏场长家的关系也处得相当融洽。在那一时期，我母亲几乎承包了魏场长家大人和孩子的理发，故在魏场长与其老伴的关照下，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所有的改变，均因我与魏场长的儿子，同学卫仁休从砖场调回二分场开始出现的。特别是当徐乃迁出任鹿场书记后，这种变化开始变得愈演愈烈。
就当时鹿场的政治阵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无法置身局外的“棋子”。说句心里话，我哪是故意要与魏氏父子为敌呀！而是当时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须做出选择。于是，面对着摆在我面前的迫不得已，我只能义无反顾地选站了徐乃迁书记一边。
打这以后，在我们这个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别别楞楞”的事情开始纷纷出现了：
首先是，左右近邻无缘无故地开始找茬“骂街”。其中尤以左手边郎春华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老郎家是与卫中凡家一起从旺清县迁到农场来的。家中有个老头领三个儿子。老大郎春华在场部修配厂当钳工，刚结婚不久，媳妇也是旺清那边的人；老二郎春彦在鹿场鹿队当养鹿工，是75年“六.一”农场第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的5000米冠军；老三郎春林正在场部中学读书。这家人最可恶的是郎春华的小媳妇。隔三差五的就骂街，话骂得老“砢碜”了。起因不是今天丢了个鸡蛋，就是明个少了个鸡崽，无中生有，指桑骂槐，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在骂我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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