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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九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1年，赵文英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干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文革”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二十六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一一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6年至197年间，“坡子街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6年前后，距今七十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八十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三十年前，“文革”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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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九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1年，赵文英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干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文革”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二十六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一一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6年至197年间，“坡子街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6年前后，距今七十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八十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三十年前，“文革”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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