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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最良是牡丹亭一剧中的配角，相对于光彩照人的杜丽娘而言，陈自然并不起眼，故近十年来有关陈最良的专论仅仅只有两篇。对于陈的论述，大多都是在谈论剧中其它主要人物如杜丽娘的时候附带地提及，对于陈的形象的定位，学术界一般的公论是“腐儒”或“迂儒”然而，在牡丹亭中，陈最良其实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贯穿剧本的始终，与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这么说，由于陈最良的存在，才使牡丹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牡丹亭中如果没有陈最良，一定失色不少。通过陈最良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批判与调侃了不合情理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鉴于此，笔者以为对陈最良的研究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另外，对于造成陈最良“迂腐”的原因与陈的“迂腐”的性质，前人讨论得也甚少，故笔者不揣冒昧，写下自己的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到底什么是“迂腐”呢？说文曰：“迂，僻也。腐，烂也。”僻，指的是僻远。故一般字典上对“迂腐”的解释是指“言、行拘泥于陈腐的准则，不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迂腐”应该分为言与行两个层面，而且是要有点“拘泥”或者说“执”的味道，也就是说不够灵活，不知变通。故我们可以将“迂腐”之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言迂腐而行不迂腐，一类是言行皆迂腐，一类是言不迂腐而行迂腐。我们且来看看陈的迂腐到底属于哪一类。
说起陈最良老夫子，心里并没有什么定见，虽然满肚子的昔氏贤文，亦不过是“章句之儒”如矮人看戏，人云亦云罢了。他言必称六经、孔孟，封建礼教为核心的“理”的各种教条在他头脑中至少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的，虽然他未必真的理解或信从。如知堂老人所说的开中药铺的，知识象中药似地一格一格整齐地排列在他的头脑里，却不愔药性与配伍，不通医理，只知照单抓药。如胡冠莹腐儒不腐一文中所言：
他一拿起诗经就必讲“后妃之德”与思“无邪”（第七出）；也从不游园，也不伤春，是由于遵循孟子的教诲：“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第九出）；杜丽娘的鬼魂与柳梦梅幽会，他以为是石道姑与云游的小道姑和柳梦梅私通，于是就歪引论语，有怎不“韫椟而藏姑待姑”和她们开玩笑（第二十九出）；当他发现杜丽娘的坟头被铲平，柳梦梅和石道姑等也突然无影无踪，从而怀疑有人盗墓，便急着要去报案时，还引用孔子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来责备自己“典守者不得辞其责”（第三十七出）；当他劝降了李全，有机会去朝拜皇帝时，他立刻想起孔子，说什么“先师孔夫子，未得见周王。本朝圣天子，得睹我陈最良。”（第五十一出）；当皇帝问起杜丽娘阴间之事时，陈最良担心她不能圆满回答，于是就引用论语“子不语怪”对杜丽娘加以劝阻（第五十五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当杜丽娘要给师母“绣对鞋儿上寿”向他“请个鞋样”时，他也要引经据典，振振有辞地说：“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罢了。”（第七出）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故我们无法否认陈最良言语的迂腐。但造成他迂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求之于当时的社会。牡丹亭表面上写的虽是宋事，其实乃以宋写明，故欲得作者真意，我们不可以宋事看。明代以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科举官僚制度的形成，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顺从这一思想，一切都以科举仕宦为目标。科举相当于一种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欲进身仕途的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回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正如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故非有大勇猛大智慧大能为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陈“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而且“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可见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所受的教育与将来的人生道路，都是社会为他预先安排好了的，他无法为自己选择也没有选择的能力：科举是他唯一的进身之路。他“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然而，换来的却是后生们的嘲笑：“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多年的科场失意和“灯窗苦吟”以及为“稻粱谋”而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最后麻木到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也不想甚的了”就这样，社会把他逼成了一介“腐儒”以至于如徐朔方所说“如果瞎子没有拐杖还可以走路，那末，陈最良不倚靠封建教条就简直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活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惜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由于他自小习儒，他的观念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语言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建构的，故他只有在用这些教条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除了“伤春”与“游园”是有闲且有权阶级的特权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在“有情”的世界里，他“失语”了，他的那一套教条无法为他构建一个“有情”的世界，故他不能理解“杜丽娘惊世骇俗的举动”而杜宝之所以在那么多侯选人中单单挑上了他，大约是看上了他的迂腐麻木，思想冬烘，不会教坏自已的女儿罢了。其实，杜宝本人确实称陈为“迂儒”第四十六出折寇陈最良求见杜宝，杜宝曰：“这迂儒怎生飞的进来？”杜宝因为“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才让杜丽娘接受私塾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即驯服的男子的奴隶：“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诘病)，以便“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陈最良当过多年的塾师，大约也很能领悟杜宝的苦心，而且年纪老大，不会引动丽娘小姐的春心，很有安全感。如杜宝所说：“寻个老儒教训他。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因此宾主一拍即合，于是陈便成了杜丽娘的老师。
虽然陈最良的观念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构建的，造成了他言语的迂腐，但这些教条却并未为他所信从，成为他行为的指南。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它不可动摇。”这些个教条或信念之所以在陈的心里没能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其一是因为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如果真的按那一套教条行事，他大约早就饿死了；其二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邦家昏乱，有贞臣。”统治阶级之所以提倡那些教条，乃是因为那个社会里真正按那些教条行事的人实际很少，陈最良应该心里也明白这一点。
陈是个庸俗的读书人，多年的落泊江湖使他变得颇有点儿世故，但大约世故得还不够罢，所以到了“将耳顺，望古稀”的年龄，仍然是一介穷儒，自怜自叹“儒冠误人霜鬓丝”第二出腐叹：
“昨日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兢的钻去。他可为甚的？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 -->>
陈最良是牡丹亭一剧中的配角，相对于光彩照人的杜丽娘而言，陈自然并不起眼，故近十年来有关陈最良的专论仅仅只有两篇。对于陈的论述，大多都是在谈论剧中其它主要人物如杜丽娘的时候附带地提及，对于陈的形象的定位，学术界一般的公论是“腐儒”或“迂儒”然而，在牡丹亭中，陈最良其实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贯穿剧本的始终，与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这么说，由于陈最良的存在，才使牡丹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牡丹亭中如果没有陈最良，一定失色不少。通过陈最良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批判与调侃了不合情理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鉴于此，笔者以为对陈最良的研究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另外，对于造成陈最良“迂腐”的原因与陈的“迂腐”的性质，前人讨论得也甚少，故笔者不揣冒昧，写下自己的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到底什么是“迂腐”呢？说文曰：“迂，僻也。腐，烂也。”僻，指的是僻远。故一般字典上对“迂腐”的解释是指“言、行拘泥于陈腐的准则，不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迂腐”应该分为言与行两个层面，而且是要有点“拘泥”或者说“执”的味道，也就是说不够灵活，不知变通。故我们可以将“迂腐”之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言迂腐而行不迂腐，一类是言行皆迂腐，一类是言不迂腐而行迂腐。我们且来看看陈的迂腐到底属于哪一类。
说起陈最良老夫子，心里并没有什么定见，虽然满肚子的昔氏贤文，亦不过是“章句之儒”如矮人看戏，人云亦云罢了。他言必称六经、孔孟，封建礼教为核心的“理”的各种教条在他头脑中至少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的，虽然他未必真的理解或信从。如知堂老人所说的开中药铺的，知识象中药似地一格一格整齐地排列在他的头脑里，却不愔药性与配伍，不通医理，只知照单抓药。如胡冠莹腐儒不腐一文中所言：
他一拿起诗经就必讲“后妃之德”与思“无邪”（第七出）；也从不游园，也不伤春，是由于遵循孟子的教诲：“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第九出）；杜丽娘的鬼魂与柳梦梅幽会，他以为是石道姑与云游的小道姑和柳梦梅私通，于是就歪引论语，有怎不“韫椟而藏姑待姑”和她们开玩笑（第二十九出）；当他发现杜丽娘的坟头被铲平，柳梦梅和石道姑等也突然无影无踪，从而怀疑有人盗墓，便急着要去报案时，还引用孔子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来责备自己“典守者不得辞其责”（第三十七出）；当他劝降了李全，有机会去朝拜皇帝时，他立刻想起孔子，说什么“先师孔夫子，未得见周王。本朝圣天子，得睹我陈最良。”（第五十一出）；当皇帝问起杜丽娘阴间之事时，陈最良担心她不能圆满回答，于是就引用论语“子不语怪”对杜丽娘加以劝阻（第五十五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当杜丽娘要给师母“绣对鞋儿上寿”向他“请个鞋样”时，他也要引经据典，振振有辞地说：“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罢了。”（第七出）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故我们无法否认陈最良言语的迂腐。但造成他迂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求之于当时的社会。牡丹亭表面上写的虽是宋事，其实乃以宋写明，故欲得作者真意，我们不可以宋事看。明代以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科举官僚制度的形成，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顺从这一思想，一切都以科举仕宦为目标。科举相当于一种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欲进身仕途的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回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正如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故非有大勇猛大智慧大能为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陈“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而且“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可见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所受的教育与将来的人生道路，都是社会为他预先安排好了的，他无法为自己选择也没有选择的能力：科举是他唯一的进身之路。他“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然而，换来的却是后生们的嘲笑：“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多年的科场失意和“灯窗苦吟”以及为“稻粱谋”而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最后麻木到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也不想甚的了”就这样，社会把他逼成了一介“腐儒”以至于如徐朔方所说“如果瞎子没有拐杖还可以走路，那末，陈最良不倚靠封建教条就简直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活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惜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由于他自小习儒，他的观念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语言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建构的，故他只有在用这些教条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除了“伤春”与“游园”是有闲且有权阶级的特权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在“有情”的世界里，他“失语”了，他的那一套教条无法为他构建一个“有情”的世界，故他不能理解“杜丽娘惊世骇俗的举动”而杜宝之所以在那么多侯选人中单单挑上了他，大约是看上了他的迂腐麻木，思想冬烘，不会教坏自已的女儿罢了。其实，杜宝本人确实称陈为“迂儒”第四十六出折寇陈最良求见杜宝，杜宝曰：“这迂儒怎生飞的进来？”杜宝因为“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才让杜丽娘接受私塾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即驯服的男子的奴隶：“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诘病)，以便“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陈最良当过多年的塾师，大约也很能领悟杜宝的苦心，而且年纪老大，不会引动丽娘小姐的春心，很有安全感。如杜宝所说：“寻个老儒教训他。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因此宾主一拍即合，于是陈便成了杜丽娘的老师。
虽然陈最良的观念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构建的，造成了他言语的迂腐，但这些教条却并未为他所信从，成为他行为的指南。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它不可动摇。”这些个教条或信念之所以在陈的心里没能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其一是因为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如果真的按那一套教条行事，他大约早就饿死了；其二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邦家昏乱，有贞臣。”统治阶级之所以提倡那些教条，乃是因为那个社会里真正按那些教条行事的人实际很少，陈最良应该心里也明白这一点。
陈是个庸俗的读书人，多年的落泊江湖使他变得颇有点儿世故，但大约世故得还不够罢，所以到了“将耳顺，望古稀”的年龄，仍然是一介穷儒，自怜自叹“儒冠误人霜鬓丝”第二出腐叹：
“昨日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兢的钻去。他可为甚的？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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