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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白冰大我两岁，却远没有我结实。她薄薄的身板，薄薄的脸皮，薄薄的嘴唇；手掌更薄，举起来对着日头一照，居然能看到里头的河流湖泊。个子却高，高高薄薄的像一碰就碎的玻璃片人儿。
她比我迟半个月到黄浜小学，代的是我的平行班四（乙）班的课。上课前几分钟，她一次一次地往厕所跑。我问她：很紧张吗？她不答，只是笑笑，却笑得哀婉，笑得凄楚，叫我心里生出些许怜悯来。
上课钟一敲，她像被人打了一记似地猛跳起来，端起早已准备得整整齐齐的备课本、教科书、粉笔盒，外加一条指示棒，匆匆忙忙地往四（乙）教室跑。四（甲）四（乙）教室紧靠着，我看见她那个教室的门是关着的，里边很静，静得叫人生疑。吕白冰推开门，一脚跨了进去，一个破畚箕从天而降，带着半畚箕的废纸垃圾兜头盖脸地向她砸来，这还不算，一条破篾茬茬将她从额角到腮帮拉了条四寸长的口子。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跑出教室的。等我赶到办公室，她正背着身子站着，一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纸屑、草棵子在她那带点卷卷的头发上簌簌发抖。
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严校长大为震怒。他叫上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和在家养病的原班主任，风风火火地进了四（乙）班教室，校长带头对“畚箕空降事件”作了声色俱厉的批判，接着是教导主任批，再接着是原班主任批，总务主任不批，但那阴沉的脸比最凶的批判还吓人。下课铃响了，领导们仍狠批不止，引得全校的学生趴在窗口看，却静悄悄的气都不敢透，直到那个肇事者受不住压力自己站了出来。
我端了盆水，吕白冰背着身子将脸擦了，麻玉珍递她个梳子，吕白冰背着身子将头发梳了，才转过脸，红红的双眼，红红着半边脸，仍旧上课去了。倒因祸得福，四（乙）班从此不敢明目张胆地吵闹，省了我初来时的许多麻烦。
然而她的声音太低，哼哼唧唧的比蜜蜂蟋蟀响不了多少。一会儿，就听得后边学生叫：“吕老师，大声点儿，我们听不见！”吕白冰便红了脸，赶忙将嗓门往上提，但不知是中气不够还是底气不足，说不了几句那声音又低了下去。学生们又嚷：“吕老师，讲讲响点，我们听不见！”校长余怒未消，一听见吵吵声便又跑了过去，鼓出了铜球眼睛吼道：“听不见听不见！你们嚷嚷着就听得见了？——不许说话！集中精力听！支起你们的耳朵听！”学生们就不敢再嚷，课堂纪律安然无恙，让我反倒羡慕不已了。
放学后，总务主任带我和白冰去收拾寝室。黄浜小学的老师大都是本地人，他们都住黄浜自己家里，只有几个外地教师才住祠堂楼。这以前的日子我是住在柳裳柳老师家里，如今有了吕白冰这个伴儿，学校便考虑给我俩腾间房。我们跟着总务主任斜穿过整个操场，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打谷场上，便看见额着“黄家祠堂”的那老屋的正门。进了祠堂门，左拐一个弯，走完一步一吱呀的窄木梯，迎面就是一扇下边破损的门。总务主任一推门，一股陈年的尘土气味混合着新鲜的鼠尿气味扑面而来。
吕白冰便缩缩地往后退，我一把拉住她，把她拖了进来。
房子又狭又长，南边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越往北便越矮越黑。深深黑黑的好像没个尽头。总务主任不说话，提了桶水就洒，大捧大捧的水下去，却碰不着地板，只化作一个个泥尘丸子满地乱滚；越往北洒，那灰尘就越厚，地板也越虚弱。我说：“总务主任，小心将楼板踩坍把你给掉下去！”——总务主任好块头，那份量恐怕比我和吕白冰的总和还多。我接过水桶一路洒水过去，那楼板竟像跷跷板般地一起一伏，吓得吕白冰直哆嗦。
挖了四五畚箕的尘土，才渐渐地见到楼板的身子来。吕白冰惕惕然，问：这楼能住人？我说：北边的我们且不管它，南边一截就够我们铺两张床了。
总务主任搬来了四条学生课凳，两块木板，平行着在窗下一搭，两张相对着的床就搭成了。又端来一张学生课桌，在两张床之间一挤，便是我们的写字台。吕白冰打开她的行囊，搬出一大摞砖头书来。我一看，有小学生字典，新华词典，成语词典，辞源辞海。我笑了，说：哪里跑出个大学究来，你想变个蛀书虫，还是要利用这些砖头书将学生压服？她不答，也笑笑，笑得淡淡的，浅浅的。我翻着那些散发着墨香檀香樟脑香的精装典书，心血来潮说：“你家从前准是个大地主，小地主是决决不买这么多书的！”吕白冰竟青了脸，连嘴唇也青了。让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逗你玩呢，怎么就当真了。
晚上，老师们照例是聚集在办公室里，或备课，或批改作业，两人合用一盏灯。那种灯我们那一带叫“美孚灯”小葫芦般的玻璃灯罩，大葫芦般的玻璃灯座，皆是空肚的，座里装着煤油，煤油里卧一条纱织的扁灯芯，灯芯头上剪成圆弧，那灯火便是扁圆的，也亮，又温柔。因为刚刚发生畚箕空降事件，那晚的办公就改成了校务会议，讨论对肇事者的处分问题。
老师们一个个发表意见，有慷慨陈词的，有义愤填膺的，表现出少有的同仇敌忾。吕白冰却一言不发，只低眉垂眼批改她的作业。最后校长宣布给那学生记大过处分时，吕白冰却一下子涨红了脸，急急地说道：“断断不可以的！”问她为什么，却不说，只是重复那句：“断断不可以的。”大家便觉得莫名其妙，互相交流了几个眼神，校长也摇摇头，不再坚持，那学生就幸运地免掉了一次处分。
九点半，办公结束，我和吕白冰端了盏十字灯返回到了寝室。灯光摇曳着，我们这屋子便越发显得空寂荒凉，北边便越发显得鬼影曈曈。我躺倒床上，闻着那仍旧浓烈的鼠尿气味，便有些想家。吕白冰还坐着，继续细细地写她的教案，不时地去翻她的砖头词典，翻得极频繁，也极熟练。我忽想起我那“繁衍子孙”；吕白冰是大概不会犯“爸爸生儿”这类错误的了。
“吕白冰，你晓得这屋子原先是放什么的？”我问。吕白冰的魂儿还在词典上，漫不经心地应：“放什么？”我说：“放牌位的。”她问：“什么牌位呀？”我说：“你这个大学究，怎么连这个也不晓得？牌位就是死人的户口牌牌，木做的，写着老祖宗的生辰八字，婚配情况，子嗣业绩；我刚来的那天来看过，这屋子简直是一片坟地，那些牌位就像墓碑，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吕白冰手里的词典颓然跌落，瘦瘦的脸便在灯影中抽动。我说：“你怕什么？这牌位也罢，坟地也罢，又不等于鬼，这世上本来就没有鬼的；就是有，跟我们又非亲非故，无冤无仇，也不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你怕什么？”我不晓得自己哪里来的这套“鬼理论”正自鸣得意，一抬眼，只见吕白冰双眼噙满了泪水，眼帘子一动，那泪珠儿成串地跌落下来。我慌了，连忙问怎么啦？她不答，只拿一条雪白的手绢揾那被畚箕蔑划破的伤口，看着手绢上的血痕，才戚戚地说：“那学生们跟我有什么冤仇？为何要那样作弄我？”我振振有词说：“那不叫冤仇，那叫调皮捣蛋，我妈说，调皮捣蛋是儿童的天性。”
吕白冰无语。我想起晚上的校务会议，又问：你为什么就不让处分那个捣蛋鬼呢？吕白冰叹了口气，半晌，才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便吹了灯，钻进被窝。
半夜里，我被一阵急急的呼喊声弄醒，迷糊中，只听得吕白冰用极恐惧极压抑的声音说：“聃聃，你听，有人拨我们门闩！”我一吓，灵清了。侧耳细听，什么也没有。我说：“你做梦吧？”她说：“我还没睡着。”我不放心了，穿条短裤就跳出被窝，去摸门闩。那是根两指宽、尺把长的横闩，木做的，极轻松，滑出来，笃，滑进去，笃。老实说，外头的人只要手持小刀钢尺什么的，拨拨就开。可谁干这缺德事呢？我们数数楼上四个男人，校长，总务主任，教导主任，体育老师盖甫，全是堂堂正正的。我说，许是外头的贼。白冰说，不对；若是外头贼上... -->>
吕白冰大我两岁，却远没有我结实。她薄薄的身板，薄薄的脸皮，薄薄的嘴唇；手掌更薄，举起来对着日头一照，居然能看到里头的河流湖泊。个子却高，高高薄薄的像一碰就碎的玻璃片人儿。
她比我迟半个月到黄浜小学，代的是我的平行班四（乙）班的课。上课前几分钟，她一次一次地往厕所跑。我问她：很紧张吗？她不答，只是笑笑，却笑得哀婉，笑得凄楚，叫我心里生出些许怜悯来。
上课钟一敲，她像被人打了一记似地猛跳起来，端起早已准备得整整齐齐的备课本、教科书、粉笔盒，外加一条指示棒，匆匆忙忙地往四（乙）教室跑。四（甲）四（乙）教室紧靠着，我看见她那个教室的门是关着的，里边很静，静得叫人生疑。吕白冰推开门，一脚跨了进去，一个破畚箕从天而降，带着半畚箕的废纸垃圾兜头盖脸地向她砸来，这还不算，一条破篾茬茬将她从额角到腮帮拉了条四寸长的口子。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跑出教室的。等我赶到办公室，她正背着身子站着，一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纸屑、草棵子在她那带点卷卷的头发上簌簌发抖。
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严校长大为震怒。他叫上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和在家养病的原班主任，风风火火地进了四（乙）班教室，校长带头对“畚箕空降事件”作了声色俱厉的批判，接着是教导主任批，再接着是原班主任批，总务主任不批，但那阴沉的脸比最凶的批判还吓人。下课铃响了，领导们仍狠批不止，引得全校的学生趴在窗口看，却静悄悄的气都不敢透，直到那个肇事者受不住压力自己站了出来。
我端了盆水，吕白冰背着身子将脸擦了，麻玉珍递她个梳子，吕白冰背着身子将头发梳了，才转过脸，红红的双眼，红红着半边脸，仍旧上课去了。倒因祸得福，四（乙）班从此不敢明目张胆地吵闹，省了我初来时的许多麻烦。
然而她的声音太低，哼哼唧唧的比蜜蜂蟋蟀响不了多少。一会儿，就听得后边学生叫：“吕老师，大声点儿，我们听不见！”吕白冰便红了脸，赶忙将嗓门往上提，但不知是中气不够还是底气不足，说不了几句那声音又低了下去。学生们又嚷：“吕老师，讲讲响点，我们听不见！”校长余怒未消，一听见吵吵声便又跑了过去，鼓出了铜球眼睛吼道：“听不见听不见！你们嚷嚷着就听得见了？——不许说话！集中精力听！支起你们的耳朵听！”学生们就不敢再嚷，课堂纪律安然无恙，让我反倒羡慕不已了。
放学后，总务主任带我和白冰去收拾寝室。黄浜小学的老师大都是本地人，他们都住黄浜自己家里，只有几个外地教师才住祠堂楼。这以前的日子我是住在柳裳柳老师家里，如今有了吕白冰这个伴儿，学校便考虑给我俩腾间房。我们跟着总务主任斜穿过整个操场，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打谷场上，便看见额着“黄家祠堂”的那老屋的正门。进了祠堂门，左拐一个弯，走完一步一吱呀的窄木梯，迎面就是一扇下边破损的门。总务主任一推门，一股陈年的尘土气味混合着新鲜的鼠尿气味扑面而来。
吕白冰便缩缩地往后退，我一把拉住她，把她拖了进来。
房子又狭又长，南边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越往北便越矮越黑。深深黑黑的好像没个尽头。总务主任不说话，提了桶水就洒，大捧大捧的水下去，却碰不着地板，只化作一个个泥尘丸子满地乱滚；越往北洒，那灰尘就越厚，地板也越虚弱。我说：“总务主任，小心将楼板踩坍把你给掉下去！”——总务主任好块头，那份量恐怕比我和吕白冰的总和还多。我接过水桶一路洒水过去，那楼板竟像跷跷板般地一起一伏，吓得吕白冰直哆嗦。
挖了四五畚箕的尘土，才渐渐地见到楼板的身子来。吕白冰惕惕然，问：这楼能住人？我说：北边的我们且不管它，南边一截就够我们铺两张床了。
总务主任搬来了四条学生课凳，两块木板，平行着在窗下一搭，两张相对着的床就搭成了。又端来一张学生课桌，在两张床之间一挤，便是我们的写字台。吕白冰打开她的行囊，搬出一大摞砖头书来。我一看，有小学生字典，新华词典，成语词典，辞源辞海。我笑了，说：哪里跑出个大学究来，你想变个蛀书虫，还是要利用这些砖头书将学生压服？她不答，也笑笑，笑得淡淡的，浅浅的。我翻着那些散发着墨香檀香樟脑香的精装典书，心血来潮说：“你家从前准是个大地主，小地主是决决不买这么多书的！”吕白冰竟青了脸，连嘴唇也青了。让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逗你玩呢，怎么就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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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一个个发表意见，有慷慨陈词的，有义愤填膺的，表现出少有的同仇敌忾。吕白冰却一言不发，只低眉垂眼批改她的作业。最后校长宣布给那学生记大过处分时，吕白冰却一下子涨红了脸，急急地说道：“断断不可以的！”问她为什么，却不说，只是重复那句：“断断不可以的。”大家便觉得莫名其妙，互相交流了几个眼神，校长也摇摇头，不再坚持，那学生就幸运地免掉了一次处分。
九点半，办公结束，我和吕白冰端了盏十字灯返回到了寝室。灯光摇曳着，我们这屋子便越发显得空寂荒凉，北边便越发显得鬼影曈曈。我躺倒床上，闻着那仍旧浓烈的鼠尿气味，便有些想家。吕白冰还坐着，继续细细地写她的教案，不时地去翻她的砖头词典，翻得极频繁，也极熟练。我忽想起我那“繁衍子孙”；吕白冰是大概不会犯“爸爸生儿”这类错误的了。
“吕白冰，你晓得这屋子原先是放什么的？”我问。吕白冰的魂儿还在词典上，漫不经心地应：“放什么？”我说：“放牌位的。”她问：“什么牌位呀？”我说：“你这个大学究，怎么连这个也不晓得？牌位就是死人的户口牌牌，木做的，写着老祖宗的生辰八字，婚配情况，子嗣业绩；我刚来的那天来看过，这屋子简直是一片坟地，那些牌位就像墓碑，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吕白冰手里的词典颓然跌落，瘦瘦的脸便在灯影中抽动。我说：“你怕什么？这牌位也罢，坟地也罢，又不等于鬼，这世上本来就没有鬼的；就是有，跟我们又非亲非故，无冤无仇，也不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你怕什么？”我不晓得自己哪里来的这套“鬼理论”正自鸣得意，一抬眼，只见吕白冰双眼噙满了泪水，眼帘子一动，那泪珠儿成串地跌落下来。我慌了，连忙问怎么啦？她不答，只拿一条雪白的手绢揾那被畚箕蔑划破的伤口，看着手绢上的血痕，才戚戚地说：“那学生们跟我有什么冤仇？为何要那样作弄我？”我振振有词说：“那不叫冤仇，那叫调皮捣蛋，我妈说，调皮捣蛋是儿童的天性。”
吕白冰无语。我想起晚上的校务会议，又问：你为什么就不让处分那个捣蛋鬼呢？吕白冰叹了口气，半晌，才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便吹了灯，钻进被窝。
半夜里，我被一阵急急的呼喊声弄醒，迷糊中，只听得吕白冰用极恐惧极压抑的声音说：“聃聃，你听，有人拨我们门闩！”我一吓，灵清了。侧耳细听，什么也没有。我说：“你做梦吧？”她说：“我还没睡着。”我不放心了，穿条短裤就跳出被窝，去摸门闩。那是根两指宽、尺把长的横闩，木做的，极轻松，滑出来，笃，滑进去，笃。老实说，外头的人只要手持小刀钢尺什么的，拨拨就开。可谁干这缺德事呢？我们数数楼上四个男人，校长，总务主任，教导主任，体育老师盖甫，全是堂堂正正的。我说，许是外头的贼。白冰说，不对；若是外头贼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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