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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这是指父母有意识的家庭教育和无意识的举止、言行对子女的潜移默化作用；而我真正上学读书的第一个老师，却确实是我的母亲。
在我出世前三年，也就是我哥哥才二三个月的时候，本来在我大舅学校里教书的母亲通过了一个什么考试，被教育部门聘任为小学校长。学校就办在我父母家里，有初一到初四四个年级，开有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手工劳作等全部初级小学课程。教师除了母亲，还有叔叔、姨妈和母亲的两位朋友；当时我父亲在离家五里之外的柳市学堂任教。
母亲这个小学办了大约十年。十年中，母亲经历了一场差点置她于死地的小产；在她住院期间，白喉又夺去了我哥哥的性命；后来，有了我，我二弟、三妹。母亲拖着身心创伤和一帮孩子，居然把学校越办越红火，方圆几里的家长都带着孩子投奔而来，教育部门也给母亲的学校嘉奖。
我五岁就开始读书。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母亲实在分不出身来照顾我，觉得还是让我坐在教室里安生。记得那是个一、四复式班，就是说，一个课堂里坐着一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级别的学生。母亲教一年级的学生认字、朗读的时候，就让四年级的学生做作业；给四年级学生讲课的时候，又让我们一年级学生抄书写字。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复式教学的利弊，只记得我当时虽然读的是一年级的书，脑袋里却装了不少四年级的故事了。
解放那年，母亲生下我四妹，月子后，她便进入了我小说背景郑家湾——即乐清柳市泮--个颇具规模的完全小学教书，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吃皇粮的公办教师。不幸的几乎就在同时，我父亲便含冤入狱。母亲从此背着这口可怕的黑锅又掮着全家生活的重担，奔波在家庭到学校的那条小路上。
母亲是用双倍的勤奋和努力，去挣回做人的尊严的。常常是夜深了，母亲还在学校里或备课或批改作业或布置教室园地；要不就耽在哪个学生家里解决什么难题。四妹闹着吃奶哭个不休，一叼着我的指头就狠吮起来，发现了上当她越发哭得厉害，那时我们家连斤白糖都买不起，到后来是四妹哭我也哭，姐弟妹四人哭作一团。
然而母亲的教育工作做得无可挑剔。若有陌生的工作组检查团进了泮小学，不要问，只要转一转，那最安静最整洁最漂亮的教室，必定是母亲班级的；到办公室看看，架子上码得刀切般齐齐崭崭的作业簿，也肯定是我母亲班级的；听课和统考成绩当然是很优秀的。还有个特点：通常每个班级的学生年复一年越读越少，而母亲班级的学生却总是越读越多的。
父亲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大跃进期间，我们姐弟妹已增至六人，吃糠噎菜成了家常便饭。四妹大便秘结得得用手指去抠，五弟一闻到当饭的大头菜便吐，本来又白又胖的六弟，饿成屁股一抓一把皮！当时只有母亲食堂里中餐有半斤米饭。这时候，一名叫张兰云的女学生父亲得臌胀病死了，张兰云本人也得了严重的胃病，吃不得糠菜。母亲每天打了这半斤米饭，回避了儿女们饿佬佬的双眼和辘辘饥肠，给三里外的女学生送去，去三里来三里，一直坚持了两三年，直到食堂解散。我想母亲爱生如子甚于子，需要多少坚强的、甚至残酷的毅力！
由于父亲问题的株连，六十年代初，母亲被调到十分僻远的山村任教。几年后又被下放到只有一个教师的村小教书。母亲成年累月的跋涉在乡间的羊肠小道上。有一回，一个踉跄将襁褓中的七妹摔出，恰好嵌进一条刚刚挖好的豆田排水沟里，母亲使劲才把她拉了出来。夜晚家访回来或去大公社开会(那时的会议特别多)，常常摔得一身水一身泥，有时还摔得鲜血淋漓。等在家里的六弟七妹们，哭累了哭倦了，躺在冰凉的地上就睡着了。
学校越调越差，反倒激励着母亲要把书教得更好。她自制教具，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吸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她开了三复式班。教室里分三排坐着三个级别的学生；她还创造了三轮班教学方法：除了通常的白日班外，在下午4点到5点半时间里开设个傍晚班，让参加农业劳动、从事绣花的孩子们也有读书的机会；夜晚她又办了成人夜校，为农村的扫盲、文化普及做了一定的贡献。
有个村校教室外边就是放牛坦。一个叫郑元田的放牛娃专门跟学校捣乱，率领伙伴用树枝瓦片挑了牛粪往教室里扔，闹得学校办不下去。母亲被调到这个村校首先摸清郑元田情况，了解到这孩子的父亲长期卧病，弟妹众多，家里不让他读书要他挣粮糊口，自卑和嫉妒使他小小心灵扭曲。母亲同情他，尊重他，免他学费送他课本，让他边放牛边听课，晚上还给个别辅导。这孩子彻底变好了，而且逢人就说：郑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老师。
尽管父亲的阴影浓密地笼罩着，母亲还是群众公认的模范老师。每每将她从一个学校调走，学生和家长常常拉着她的手抹泪。有一次孩子们搬来许多课凳横挡在路口，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把他们敬爱的老师留下。
母亲退休在1978年，教育部门授予她“有特殊贡献教师”的光荣称号。母亲退而不休，她和平反后的父亲分别被学校返聘留用。如今，76岁高龄的母亲在我七妹和妹夫的中学里，帮着他们把学生带得更好。昨天，母亲在电话里对我如数家珍：她“带”的学生中，几个考取了名牌大学，几个考取了专科学校
母亲如此迷恋教学事业，终老不悔。我想，她将会伴随着学校和学生们，走完她生命的最后旅程。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这是指父母有意识的家庭教育和无意识的举止、言行对子女的潜移默化作用；而我真正上学读书的第一个老师，却确实是我的母亲。
在我出世前三年，也就是我哥哥才二三个月的时候，本来在我大舅学校里教书的母亲通过了一个什么考试，被教育部门聘任为小学校长。学校就办在我父母家里，有初一到初四四个年级，开有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手工劳作等全部初级小学课程。教师除了母亲，还有叔叔、姨妈和母亲的两位朋友；当时我父亲在离家五里之外的柳市学堂任教。
母亲这个小学办了大约十年。十年中，母亲经历了一场差点置她于死地的小产；在她住院期间，白喉又夺去了我哥哥的性命；后来，有了我，我二弟、三妹。母亲拖着身心创伤和一帮孩子，居然把学校越办越红火，方圆几里的家长都带着孩子投奔而来，教育部门也给母亲的学校嘉奖。
我五岁就开始读书。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母亲实在分不出身来照顾我，觉得还是让我坐在教室里安生。记得那是个一、四复式班，就是说，一个课堂里坐着一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级别的学生。母亲教一年级的学生认字、朗读的时候，就让四年级的学生做作业；给四年级学生讲课的时候，又让我们一年级学生抄书写字。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复式教学的利弊，只记得我当时虽然读的是一年级的书，脑袋里却装了不少四年级的故事了。
解放那年，母亲生下我四妹，月子后，她便进入了我小说背景郑家湾——即乐清柳市泮--个颇具规模的完全小学教书，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吃皇粮的公办教师。不幸的几乎就在同时，我父亲便含冤入狱。母亲从此背着这口可怕的黑锅又掮着全家生活的重担，奔波在家庭到学校的那条小路上。
母亲是用双倍的勤奋和努力，去挣回做人的尊严的。常常是夜深了，母亲还在学校里或备课或批改作业或布置教室园地；要不就耽在哪个学生家里解决什么难题。四妹闹着吃奶哭个不休，一叼着我的指头就狠吮起来，发现了上当她越发哭得厉害，那时我们家连斤白糖都买不起，到后来是四妹哭我也哭，姐弟妹四人哭作一团。
然而母亲的教育工作做得无可挑剔。若有陌生的工作组检查团进了泮小学，不要问，只要转一转，那最安静最整洁最漂亮的教室，必定是母亲班级的；到办公室看看，架子上码得刀切般齐齐崭崭的作业簿，也肯定是我母亲班级的；听课和统考成绩当然是很优秀的。还有个特点：通常每个班级的学生年复一年越读越少，而母亲班级的学生却总是越读越多的。
父亲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大跃进期间，我们姐弟妹已增至六人，吃糠噎菜成了家常便饭。四妹大便秘结得得用手指去抠，五弟一闻到当饭的大头菜便吐，本来又白又胖的六弟，饿成屁股一抓一把皮！当时只有母亲食堂里中餐有半斤米饭。这时候，一名叫张兰云的女学生父亲得臌胀病死了，张兰云本人也得了严重的胃病，吃不得糠菜。母亲每天打了这半斤米饭，回避了儿女们饿佬佬的双眼和辘辘饥肠，给三里外的女学生送去，去三里来三里，一直坚持了两三年，直到食堂解散。我想母亲爱生如子甚于子，需要多少坚强的、甚至残酷的毅力！
由于父亲问题的株连，六十年代初，母亲被调到十分僻远的山村任教。几年后又被下放到只有一个教师的村小教书。母亲成年累月的跋涉在乡间的羊肠小道上。有一回，一个踉跄将襁褓中的七妹摔出，恰好嵌进一条刚刚挖好的豆田排水沟里，母亲使劲才把她拉了出来。夜晚家访回来或去大公社开会(那时的会议特别多)，常常摔得一身水一身泥，有时还摔得鲜血淋漓。等在家里的六弟七妹们，哭累了哭倦了，躺在冰凉的地上就睡着了。
学校越调越差，反倒激励着母亲要把书教得更好。她自制教具，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吸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她开了三复式班。教室里分三排坐着三个级别的学生；她还创造了三轮班教学方法：除了通常的白日班外，在下午4点到5点半时间里开设个傍晚班，让参加农业劳动、从事绣花的孩子们也有读书的机会；夜晚她又办了成人夜校，为农村的扫盲、文化普及做了一定的贡献。
有个村校教室外边就是放牛坦。一个叫郑元田的放牛娃专门跟学校捣乱，率领伙伴用树枝瓦片挑了牛粪往教室里扔，闹得学校办不下去。母亲被调到这个村校首先摸清郑元田情况，了解到这孩子的父亲长期卧病，弟妹众多，家里不让他读书要他挣粮糊口，自卑和嫉妒使他小小心灵扭曲。母亲同情他，尊重他，免他学费送他课本，让他边放牛边听课，晚上还给个别辅导。这孩子彻底变好了，而且逢人就说：郑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老师。
尽管父亲的阴影浓密地笼罩着，母亲还是群众公认的模范老师。每每将她从一个学校调走，学生和家长常常拉着她的手抹泪。有一次孩子们搬来许多课凳横挡在路口，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把他们敬爱的老师留下。
母亲退休在1978年，教育部门授予她“有特殊贡献教师”的光荣称号。母亲退而不休，她和平反后的父亲分别被学校返聘留用。如今，76岁高龄的母亲在我七妹和妹夫的中学里，帮着他们把学生带得更好。昨天，母亲在电话里对我如数家珍：她“带”的学生中，几个考取了名牌大学，几个考取了专科学校
母亲如此迷恋教学事业，终老不悔。我想，她将会伴随着学校和学生们，走完她生命的最后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