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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班长姓周,黝黑的皮肤,有棱有角的眼睛,身材不高且瘦,透着农村孩子的精神和干练。
有人告诉我,周班长是安徽人。可他自己不承认,他把睛睛瞪得老大反问道:谁说我是安徽人?我说,那你到底是哪儿人?他不答。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三省交界的山沟沟里人,因为贫穷落后,就有一种家乡的自卑和忌讳。
作家连三排九个班,算我们的八班长最凶。训练场上,总是响亮着他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
“不许说话!”
“不许嘻笑!”
“不许看脚!”
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地回到寝室,正待小憩一会,他那短促、强硬的吆喝声又起:不许坐在床上!就连吃了饭,我用碗接了点开水,他吼道:把水倒掉,不许带回寝室!
我们这帮“阿姨兵”们就在背后嘀咕:真倒霉,碰上这么个不近人情的家伙!
嘀咕归嘀咕,他的命令我们还得乖乖执行。为了少挨批评,我们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尽力把每个动作做得到位,即使在大雨中,烈日下,我们连眉头都不皱一皱。
教叠被子的时候,班长的动作敏捷而准确。我们学着他的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以为完成了件“好作品”班长一看,马上否定说:
“那么难看,打开重新叠!”
我们一屁股坐在规定的小板凳上,再也不愿动弹了。他倒没生气,跪到在我们的床上,抖开了被子,又是捋又是抹,又是挖又是压,叠出来的被子有棱有角,连折进去的部位都有一条齐崭崭的对角线!我们欢呼道:“太漂亮了,我们睡觉都舍不得打开了。”班长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冻坏了怎么办?
他还教我们整理脸盆,把毛巾叠得四四方方,连筷子都一律按45度摆在碗上,于是那几十个脸盆,就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于是“内勤卫生”的光荣榜上,就有了八班的名字。我们起哄道:看,我们多给你争脸呀!班长头一次笑了,露出了两个宽阔的门牙。
那一天练习瞄靶(是描靶不是打靶),班长那矫健的身影一次次在我们身边趴下,他的手里拿着个检查镜,在枪上一插一插的,尽力把我们纠正得准确一点。
手枪实弹射击开始前,我问班长你能打几环?他的脸倏地红了,说:那是领导们的权利,我还没摸过手枪呢!
班长上过家乡的土军校,17岁正式参军,今年才20,却已经是带过三轮新兵的老班长了。这个年纪,在城里还是个孩子呢,打打球,吹吹口哨,打打游戏;或者趿双拖鞋,含着冰棍压马路呢。可这位周班长,已经肩负了太多的责任和重担!于是我们心里就有了几分尊敬,几分疼爱,几分牵挂,几分沉重。总想着这些农村兵,如果提不了干,回去该干什么呢?
饯行的时候,班长和我们同坐一桌,我们这班阿姨兵轮番向他举杯,他都喝了,却极少吃菜,而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眼里流露出几分慈爱,仿佛我们是一帮馋嘴的孩子,他倒成为老大人了。
脱掉了军装,我们就肆无忌惮地叽叽呱呱开了:班长,你开始为什么这么凶啊?他露出两个门牙,老老实实地说:我不凶,你们能听我的吗?
分手的一刻终于到了,班长一直送我们到车旁,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他的眼里漾着泪水,等到我们上了车,周班长已经是泪水滂沱了,他像一个小孩子般毫无顾忌地哭着,用手背揩着眼泪,左手往左揩,右手往右揩,那不听话的泪水却越揩越多,直揩得整张脸都红彤彤、湿漉漉的了。
我们的心好酸好酸,一遍一遍地挥着手喊:班长再见!班长再见!心里却在默默地为他祝福。祝福什么呢?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清的。
八班长姓周,黝黑的皮肤,有棱有角的眼睛,身材不高且瘦,透着农村孩子的精神和干练。
有人告诉我,周班长是安徽人。可他自己不承认,他把睛睛瞪得老大反问道:谁说我是安徽人?我说,那你到底是哪儿人?他不答。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三省交界的山沟沟里人,因为贫穷落后,就有一种家乡的自卑和忌讳。
作家连三排九个班,算我们的八班长最凶。训练场上,总是响亮着他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
“不许说话!”
“不许嘻笑!”
“不许看脚!”
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地回到寝室,正待小憩一会,他那短促、强硬的吆喝声又起:不许坐在床上!就连吃了饭,我用碗接了点开水,他吼道:把水倒掉,不许带回寝室!
我们这帮“阿姨兵”们就在背后嘀咕:真倒霉,碰上这么个不近人情的家伙!
嘀咕归嘀咕,他的命令我们还得乖乖执行。为了少挨批评,我们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尽力把每个动作做得到位,即使在大雨中,烈日下,我们连眉头都不皱一皱。
教叠被子的时候,班长的动作敏捷而准确。我们学着他的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以为完成了件“好作品”班长一看,马上否定说:
“那么难看,打开重新叠!”
我们一屁股坐在规定的小板凳上,再也不愿动弹了。他倒没生气,跪到在我们的床上,抖开了被子,又是捋又是抹,又是挖又是压,叠出来的被子有棱有角,连折进去的部位都有一条齐崭崭的对角线!我们欢呼道:“太漂亮了,我们睡觉都舍不得打开了。”班长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冻坏了怎么办?
他还教我们整理脸盆,把毛巾叠得四四方方,连筷子都一律按45度摆在碗上,于是那几十个脸盆,就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于是“内勤卫生”的光荣榜上,就有了八班的名字。我们起哄道:看,我们多给你争脸呀!班长头一次笑了,露出了两个宽阔的门牙。
那一天练习瞄靶(是描靶不是打靶),班长那矫健的身影一次次在我们身边趴下,他的手里拿着个检查镜,在枪上一插一插的,尽力把我们纠正得准确一点。
手枪实弹射击开始前,我问班长你能打几环?他的脸倏地红了,说:那是领导们的权利,我还没摸过手枪呢!
班长上过家乡的土军校,17岁正式参军,今年才20,却已经是带过三轮新兵的老班长了。这个年纪,在城里还是个孩子呢,打打球,吹吹口哨,打打游戏;或者趿双拖鞋,含着冰棍压马路呢。可这位周班长,已经肩负了太多的责任和重担!于是我们心里就有了几分尊敬,几分疼爱,几分牵挂,几分沉重。总想着这些农村兵,如果提不了干,回去该干什么呢?
饯行的时候,班长和我们同坐一桌,我们这班阿姨兵轮番向他举杯,他都喝了,却极少吃菜,而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眼里流露出几分慈爱,仿佛我们是一帮馋嘴的孩子,他倒成为老大人了。
脱掉了军装,我们就肆无忌惮地叽叽呱呱开了:班长,你开始为什么这么凶啊?他露出两个门牙,老老实实地说:我不凶,你们能听我的吗?
分手的一刻终于到了,班长一直送我们到车旁,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他的眼里漾着泪水,等到我们上了车,周班长已经是泪水滂沱了,他像一个小孩子般毫无顾忌地哭着,用手背揩着眼泪,左手往左揩,右手往右揩,那不听话的泪水却越揩越多,直揩得整张脸都红彤彤、湿漉漉的了。
我们的心好酸好酸,一遍一遍地挥着手喊:班长再见!班长再见!心里却在默默地为他祝福。祝福什么呢?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