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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