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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q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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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q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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