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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 -->>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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