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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的故居一如这位伟人留下的绝响——沉默的呐喊。从蜚声中国的虹口体育馆拐进去，顺着整齐干净的单行道，一条小弄，并不难认。街两边接跳着高瘦的树，把一个些许灿烂躁动的上午只滤下一点细碎的光影。如果街边老钟表店里墙上的时光能倒流，人群里一定会有先生那孤独而伟岸的背影罢？脑海里载着这模糊的意象，一三二一弄也就到了。
这就是被称作大陆新村的地方，鲁迅在这里度过了最后三年的时光，包括逝世。看外表，不过是普通的红墙铁栅三层小楼，若不是有如铭牌的简简单单一行字“鲁迅先生故居”的提醒，还真有可能把它从居民厨房里升起的油烟中忽略过去。游人很少，确切说，没有，除了一个寻觅已久的我。旁边陈列着先生作品的“卖票间”里，空气中有上海人不多见的那分闲适。真的倒是给了我一个独自品味先生的机会。
参观倒是直奔主题，我反而觉的工作人员的讲解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这些有如倒背如流的话除了象一本冷冰冰的教科书，又能融化多少到这里来的许许多多复杂的人心？我的思路又在游走，顺着墙壁，透过明显后刷上去的油漆，穿梭在板层的一条条缝隙，在伟人的灵魂里，又是在如此真实可触的空间里。
这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1936年的样子，故人不再，尘间恍若隔世。鲁迅的家，其实也不乏许多革命者的芳踪：瞿秋白，就在进门的桌子上写过作；二楼的亭子间，作为客房，萧军萧红曾在此停留；至于那些进步团体的文人，更是过往匆匆，难以计述了。据说这种房子的结构是当时的“标准式”即，起居厨房在一楼，主卧室、卫生间在二楼，三楼是一个带阳台的采光充足的大房间，二三楼各有一个亭子间，或作客房，或贮藏物品。今天看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市口，价格一定不菲；但在当时作为文人阶层的鲁迅，也并不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虹口区虽然是租界区，但这里已经差不多到了“临界”地带，走出弄堂就看见绿油油的农田了。况且故居里一切保存完好的物品都是那么简朴——我曾去过宋庆龄的故居，宋氏宅第的布置陈列不愧大家风范；也曾去过鲁迅先生绍兴的老宅，嗅过厚厚的浙西乡土味儿。而这里，我仅仅能想象先生一家居家过日子的情景，那分安详，那分细腻会令我感动。当然我的初衷并非如此，而是看看先生最后的时光里仍在战斗不息的生命，看看火种没有燃尽时的余烬。但我发现自己还远没有能走到如此深远，眼中这一幕幕实实在在的物品没有办法让我形而上成一个满意的追随者，我只能这样：
记录一些生活。一个伟大的普通人，他留下的。
承载先生逝世的床铺着雪白的床单，并不在阳光里（二楼的采光并不好）。伫立其前，一种哀悼基督式的肃穆袭上人的心头。时钟是永远不会走了，停格在伟人与世界停止交换思想的时间上——五点三十分。先生安详的去了，这位战斗的巨人基安特一般的倒下，却把思想埋在中国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壤里。他去世时，并没有几天后万人送葬的壮观场面，只是这么安静，象一个与疾病赛跑了很久却不得不放弃的选择。我站立的地方，可曾浸染过亲人挚友的泪水？当萧军这位东北大汉不顾一切跪倒在床前号啕大哭不啻丧父之痛时，敲打人们心扉的这一幕——该落了。
还有就是林林总总的药。折磨鲁迅的胃病、夺去鲁迅生命的肺病，还有爱子周海婴的哮喘，使的这家人也快“久病成医”了。竹柜里不少药瓶里还残存着使用过的药液，使人又不禁联想起晃晃荡荡的脆弱生命，在那个年代，战乱时的健康成本真是微薄的，人人都是朝不保夕，文豪也好，落水狗也好，鸳鸯蝴蝶也好，统统都是西风中的瘦马。
不能不提的是鲁迅的爱子之心。“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正是最好概括。在此以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也搬用了一点“中国制造”的特色——但不象许许多多今天的中国家庭，孩子和家长构成太阳与行星的关系。鲁迅中年得子，对海婴却只能称得上疼爱，而不是溺爱。周海婴的卧室在阳光充足的三楼，可能也是对哮喘顽症的妥协；一台老式留声机，反反复复换了多次，出于好朋友内山完造的不厌其烦，但不难想象鲁迅写作时最怕人打扰的习惯，却愿意为懵懂孩童的启蒙而打断；还有一楼的玩具柜，又何尝不是收纳着亲情呢？我没有细看古老与摩登交替时的玩具是怎么样的，但凡感应到了同样那份拳拳之心，就象回忆我的父亲带我去看马戏，在简陋的年代里抱我坐在腿上的温馨。
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泼了我一脸。我知道这样无声的告别，也如这里曾有过的住户——煮罗宋汤的白俄，恶声恶气的日侨、甚至在对面楼上作过监视活动的国民党特务一样，是永不会再见的“farewell”了吧。工作人员熟练地锁上门，完成了任务。我等着记忆被时间修正，好记录下我眼里的点滴，那些穿越时空沙漏的思想。东泰休闲广场上还是那首歌：消失的旧时光，1943，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蓦地，我很想回头寻找那铁盒里的玫瑰花瓣，老街坊，小弄堂，鲁迅故居里的，朝花夕拾，别有一番滋味罢。
鲁迅在上海的故居一如这位伟人留下的绝响——沉默的呐喊。从蜚声中国的虹口体育馆拐进去，顺着整齐干净的单行道，一条小弄，并不难认。街两边接跳着高瘦的树，把一个些许灿烂躁动的上午只滤下一点细碎的光影。如果街边老钟表店里墙上的时光能倒流，人群里一定会有先生那孤独而伟岸的背影罢？脑海里载着这模糊的意象，一三二一弄也就到了。
这就是被称作大陆新村的地方，鲁迅在这里度过了最后三年的时光，包括逝世。看外表，不过是普通的红墙铁栅三层小楼，若不是有如铭牌的简简单单一行字“鲁迅先生故居”的提醒，还真有可能把它从居民厨房里升起的油烟中忽略过去。游人很少，确切说，没有，除了一个寻觅已久的我。旁边陈列着先生作品的“卖票间”里，空气中有上海人不多见的那分闲适。真的倒是给了我一个独自品味先生的机会。
参观倒是直奔主题，我反而觉的工作人员的讲解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这些有如倒背如流的话除了象一本冷冰冰的教科书，又能融化多少到这里来的许许多多复杂的人心？我的思路又在游走，顺着墙壁，透过明显后刷上去的油漆，穿梭在板层的一条条缝隙，在伟人的灵魂里，又是在如此真实可触的空间里。
这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1936年的样子，故人不再，尘间恍若隔世。鲁迅的家，其实也不乏许多革命者的芳踪：瞿秋白，就在进门的桌子上写过作；二楼的亭子间，作为客房，萧军萧红曾在此停留；至于那些进步团体的文人，更是过往匆匆，难以计述了。据说这种房子的结构是当时的“标准式”即，起居厨房在一楼，主卧室、卫生间在二楼，三楼是一个带阳台的采光充足的大房间，二三楼各有一个亭子间，或作客房，或贮藏物品。今天看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市口，价格一定不菲；但在当时作为文人阶层的鲁迅，也并不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虹口区虽然是租界区，但这里已经差不多到了“临界”地带，走出弄堂就看见绿油油的农田了。况且故居里一切保存完好的物品都是那么简朴——我曾去过宋庆龄的故居，宋氏宅第的布置陈列不愧大家风范；也曾去过鲁迅先生绍兴的老宅，嗅过厚厚的浙西乡土味儿。而这里，我仅仅能想象先生一家居家过日子的情景，那分安详，那分细腻会令我感动。当然我的初衷并非如此，而是看看先生最后的时光里仍在战斗不息的生命，看看火种没有燃尽时的余烬。但我发现自己还远没有能走到如此深远，眼中这一幕幕实实在在的物品没有办法让我形而上成一个满意的追随者，我只能这样：
记录一些生活。一个伟大的普通人，他留下的。
承载先生逝世的床铺着雪白的床单，并不在阳光里（二楼的采光并不好）。伫立其前，一种哀悼基督式的肃穆袭上人的心头。时钟是永远不会走了，停格在伟人与世界停止交换思想的时间上——五点三十分。先生安详的去了，这位战斗的巨人基安特一般的倒下，却把思想埋在中国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壤里。他去世时，并没有几天后万人送葬的壮观场面，只是这么安静，象一个与疾病赛跑了很久却不得不放弃的选择。我站立的地方，可曾浸染过亲人挚友的泪水？当萧军这位东北大汉不顾一切跪倒在床前号啕大哭不啻丧父之痛时，敲打人们心扉的这一幕——该落了。
还有就是林林总总的药。折磨鲁迅的胃病、夺去鲁迅生命的肺病，还有爱子周海婴的哮喘，使的这家人也快“久病成医”了。竹柜里不少药瓶里还残存着使用过的药液，使人又不禁联想起晃晃荡荡的脆弱生命，在那个年代，战乱时的健康成本真是微薄的，人人都是朝不保夕，文豪也好，落水狗也好，鸳鸯蝴蝶也好，统统都是西风中的瘦马。
不能不提的是鲁迅的爱子之心。“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正是最好概括。在此以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也搬用了一点“中国制造”的特色——但不象许许多多今天的中国家庭，孩子和家长构成太阳与行星的关系。鲁迅中年得子，对海婴却只能称得上疼爱，而不是溺爱。周海婴的卧室在阳光充足的三楼，可能也是对哮喘顽症的妥协；一台老式留声机，反反复复换了多次，出于好朋友内山完造的不厌其烦，但不难想象鲁迅写作时最怕人打扰的习惯，却愿意为懵懂孩童的启蒙而打断；还有一楼的玩具柜，又何尝不是收纳着亲情呢？我没有细看古老与摩登交替时的玩具是怎么样的，但凡感应到了同样那份拳拳之心，就象回忆我的父亲带我去看马戏，在简陋的年代里抱我坐在腿上的温馨。
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泼了我一脸。我知道这样无声的告别，也如这里曾有过的住户——煮罗宋汤的白俄，恶声恶气的日侨、甚至在对面楼上作过监视活动的国民党特务一样，是永不会再见的“farewell”了吧。工作人员熟练地锁上门，完成了任务。我等着记忆被时间修正，好记录下我眼里的点滴，那些穿越时空沙漏的思想。东泰休闲广场上还是那首歌：消失的旧时光，1943，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蓦地，我很想回头寻找那铁盒里的玫瑰花瓣，老街坊，小弄堂，鲁迅故居里的，朝花夕拾，别有一番滋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