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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在由三个女人的名字组成的书名金瓶梅中，处于中间位置。作者对她虽不如对小说的第一女主角潘金莲着墨那么多，但也是着力描写的人物之一。李瓶儿在金瓶梅所有的人物中是最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个角色。内向、压抑的性格决定了李瓶儿一生都是个可怜之人。论千古悲剧人物，李瓶儿可算的上一个。张竹坡在谈到李瓶儿这个名字的寓意时说：“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物同声一哭。”
我们常说环境塑造人、改变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性格的人。金瓶梅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纪纲颓坠，法度凌夷，封建伦理纲常遭到深刻质疑、“言利”、“好货”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的时代。李瓶儿这种淫荡性格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但李瓶儿的这种淫荡的性格中又有着追求自我的印记。
李瓶儿一生遭遇坎坷，婚姻更是不幸。她给梁中书做妾时，只偷偷住在外书房，还要时刻提防着嫉妒成性、经常打死婢妾的梁家悍妇。梁山好汉造反，李瓶儿趁乱带走了大量钱财逃跑。这让李瓶儿一夜之间成了“富婆”文中描写李瓶儿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值钱珍宝之物”这些大量的财宝恐怕连西门庆也未曾见过。花太监死后又留给李瓶儿大量的财物。而且这些钱财都交给了李瓶儿保管，不让花子虚有染。这就给李瓶儿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所谓饱暖思淫欲，同时这也成为西门庆觊觎她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嫁给花子虚，他们之间徒有夫妻名分，更可悲的是，在花太监死后，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婚姻呈现出僵死状态，因为花子虚显然最清楚自己是一个“被伤害的第三者”——实际上在嫁与花子虚的同时也就成了花太监的玩物。李瓶儿生活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其孤独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妇人正常人的生活，包括性生活都得不到满足，尽管有钱，过着富裕的日子，但精神空虚、生理无靠。
正是这样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性欲上的长期煎熬，才让李瓶儿对他心灰意冷，一身气只好撒与他。后花子虚被问官，被放回后见银子无存，因问李瓶儿，却被妇人整骂了四五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性欲长期被压抑的妇人的形象。且看妇人这样骂道：“你成日放着正事儿不理，在外边眠花卧柳不着家，只当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里，使将人来对我说，叫我寻人情。奴是个妇人家，大门边儿也没走，能走不能飞，晓得什么？认得何人？”[1]
又骂道：“呸，浊材料，我不好骂你的。你早仔细看来！因头儿上下算计，回底儿却算计！千也说使多了，万也说使多了。你那三千两的银子，能到那里？蔡太师、杨提督好小食肠儿？”[2]几句连骂，骂的花子虚闭口无言。在花子虚破产的情况下，没有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秋水堂在论及花子虚之死时这样说道：“其实花子虚不死于气，而死于财：死于遗产的争夺、瓶儿的私藏。瓶儿善于利用手中的财物取悦他人或辖制他人(二者实则一也)。当子虚因为兄弟告他吞没遗产而被抓，瓶儿便把金银财宝都寄存在西门庆家。子虚出狱，没了银两、房舍、庄田，‘依着西门庆，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他凑买房子，倒是李瓶儿不肯。”[3]可见李瓶儿在追求情爱和情欲的过程中，义无返顾的程度同潘金莲是非常相近的。
这其实只是李瓶儿的一种宣泄，自身苦闷的宣泄，对花子虚那样坐吃山空、无能无用的一种宣泄。也可见出她想过一个正常人生活的极度渴望。
但尽管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实现，李瓶儿也还没有歹毒到像潘金莲那样鸩死武大，在她的心底暝暝之中还留存着一分良善。尤其是花子虚被官府抓去后，李瓶儿显示的一切都表明，她对花子虚还有一分夫妻之情。
且看笑笑生的的这段描写：“只见妇人罗衫不整，粉面慵装，从房里出来，脸嘘的腊渣也似黄，跪着西门庆，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没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难，邻保相助。因奴拙夫不听人言，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吃人暗算，弄出这等事来。着紧这时节方才对小厮说将来，教我寻人情救他。我一个女妇人，没脚蟹，那里寻人情去？。奴没奈何，请将大官人来，央及大官人不他不要提起罢。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叫他吃凌逼便了。’”[4]
而另一方面花子虚之死又是李瓶儿一手造成的，但李瓶儿是对花子虚是背负着道德的包袱的。封建道德认为，情和欲是统一的，尤其对女性而言，委身于人即委心于人，身嫁即心嫁。[5]花子虚是她的丈夫，女嫁随夫，这样的关系是封建时代女子的一种标志。李瓶儿性格内向、深沉，进西门家后的新的生活，尽管使她指望“团圆几年”“做夫妻一场”但花子虚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自觉心亏，难免心惊胆颤。她做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她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我恕我则个！”（第五十九回）这场梦境正真实地反映了她精神上的痛苦。后来，在官哥夭折、自己病重期间，恍恍惚惚、几次三番觉得花子虚来同她算账。她感到罪孽深重，沉重的精神负担早把她的精神压垮了。这正是她多面性格的体现。
花子虚在她的精神上折磨使她多面的性格最终复归于传统——凶悍、淫荡最终复归到封建的伦常中。这是李瓶儿追求自我生活在那样社会里的失败。金瓶梅词话序中有一句话是这种精神回归的最好的佐证：“（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6]
在花子虚之后，又一个男人闯入她的世界。这个人就是蒋竹山，这个委琐的男人一方面经济上不能独立，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不独立又加上性上有无能，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由此李瓶儿第二次对人生的自我追求实际上只是花子虚的翻版。到头来还是难摆脱情欲的煎熬。
如果说前期的李瓶儿让人们哀其不幸，那么嫁与西门庆之后就叫人怒其不争了。她的性格也发生着畸形的变化。她的一味忍让的让同情者为之愤怒。可以说这样带有奴性的忍让是李瓶儿自取灭亡的唯一超重量的砝码。
性爱只是李瓶儿依赖西门庆的原因之一，但其主要原因我想还是想找个可以终身依靠的人，花子虚不思治家理财，坐吃山空“到明日吃人暗算明夺了去，闪得奴三不归(什么都没有)”这让瓶儿想“思个防身之计”而西门庆却恰恰是个治家理财的好手，在社会上也很有势力，混事本领足。李瓶儿全身心的投入到西门庆的怀抱，并非贪他的钱财，因为她自己拥有的财富一辈子都花不完。她以身相许，以财相托，图的就是享受一个女人正常的性满足和一个可以依托终身的丈夫和家庭。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应该是极其合理的要求。李瓶儿挟财逃到清河县，无亲无故。西门庆身材魁... -->>
李瓶儿在由三个女人的名字组成的书名金瓶梅中，处于中间位置。作者对她虽不如对小说的第一女主角潘金莲着墨那么多，但也是着力描写的人物之一。李瓶儿在金瓶梅所有的人物中是最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个角色。内向、压抑的性格决定了李瓶儿一生都是个可怜之人。论千古悲剧人物，李瓶儿可算的上一个。张竹坡在谈到李瓶儿这个名字的寓意时说：“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物同声一哭。”
我们常说环境塑造人、改变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性格的人。金瓶梅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纪纲颓坠，法度凌夷，封建伦理纲常遭到深刻质疑、“言利”、“好货”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的时代。李瓶儿这种淫荡性格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但李瓶儿的这种淫荡的性格中又有着追求自我的印记。
李瓶儿一生遭遇坎坷，婚姻更是不幸。她给梁中书做妾时，只偷偷住在外书房，还要时刻提防着嫉妒成性、经常打死婢妾的梁家悍妇。梁山好汉造反，李瓶儿趁乱带走了大量钱财逃跑。这让李瓶儿一夜之间成了“富婆”文中描写李瓶儿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值钱珍宝之物”这些大量的财宝恐怕连西门庆也未曾见过。花太监死后又留给李瓶儿大量的财物。而且这些钱财都交给了李瓶儿保管，不让花子虚有染。这就给李瓶儿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所谓饱暖思淫欲，同时这也成为西门庆觊觎她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嫁给花子虚，他们之间徒有夫妻名分，更可悲的是，在花太监死后，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婚姻呈现出僵死状态，因为花子虚显然最清楚自己是一个“被伤害的第三者”——实际上在嫁与花子虚的同时也就成了花太监的玩物。李瓶儿生活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其孤独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妇人正常人的生活，包括性生活都得不到满足，尽管有钱，过着富裕的日子，但精神空虚、生理无靠。
正是这样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性欲上的长期煎熬，才让李瓶儿对他心灰意冷，一身气只好撒与他。后花子虚被问官，被放回后见银子无存，因问李瓶儿，却被妇人整骂了四五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性欲长期被压抑的妇人的形象。且看妇人这样骂道：“你成日放着正事儿不理，在外边眠花卧柳不着家，只当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里，使将人来对我说，叫我寻人情。奴是个妇人家，大门边儿也没走，能走不能飞，晓得什么？认得何人？”[1]
又骂道：“呸，浊材料，我不好骂你的。你早仔细看来！因头儿上下算计，回底儿却算计！千也说使多了，万也说使多了。你那三千两的银子，能到那里？蔡太师、杨提督好小食肠儿？”[2]几句连骂，骂的花子虚闭口无言。在花子虚破产的情况下，没有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秋水堂在论及花子虚之死时这样说道：“其实花子虚不死于气，而死于财：死于遗产的争夺、瓶儿的私藏。瓶儿善于利用手中的财物取悦他人或辖制他人(二者实则一也)。当子虚因为兄弟告他吞没遗产而被抓，瓶儿便把金银财宝都寄存在西门庆家。子虚出狱，没了银两、房舍、庄田，‘依着西门庆，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他凑买房子，倒是李瓶儿不肯。”[3]可见李瓶儿在追求情爱和情欲的过程中，义无返顾的程度同潘金莲是非常相近的。
这其实只是李瓶儿的一种宣泄，自身苦闷的宣泄，对花子虚那样坐吃山空、无能无用的一种宣泄。也可见出她想过一个正常人生活的极度渴望。
但尽管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实现，李瓶儿也还没有歹毒到像潘金莲那样鸩死武大，在她的心底暝暝之中还留存着一分良善。尤其是花子虚被官府抓去后，李瓶儿显示的一切都表明，她对花子虚还有一分夫妻之情。
且看笑笑生的的这段描写：“只见妇人罗衫不整，粉面慵装，从房里出来，脸嘘的腊渣也似黄，跪着西门庆，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没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难，邻保相助。因奴拙夫不听人言，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吃人暗算，弄出这等事来。着紧这时节方才对小厮说将来，教我寻人情救他。我一个女妇人，没脚蟹，那里寻人情去？。奴没奈何，请将大官人来，央及大官人不他不要提起罢。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叫他吃凌逼便了。’”[4]
而另一方面花子虚之死又是李瓶儿一手造成的，但李瓶儿是对花子虚是背负着道德的包袱的。封建道德认为，情和欲是统一的，尤其对女性而言，委身于人即委心于人，身嫁即心嫁。[5]花子虚是她的丈夫，女嫁随夫，这样的关系是封建时代女子的一种标志。李瓶儿性格内向、深沉，进西门家后的新的生活，尽管使她指望“团圆几年”“做夫妻一场”但花子虚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自觉心亏，难免心惊胆颤。她做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她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我恕我则个！”（第五十九回）这场梦境正真实地反映了她精神上的痛苦。后来，在官哥夭折、自己病重期间，恍恍惚惚、几次三番觉得花子虚来同她算账。她感到罪孽深重，沉重的精神负担早把她的精神压垮了。这正是她多面性格的体现。
花子虚在她的精神上折磨使她多面的性格最终复归于传统——凶悍、淫荡最终复归到封建的伦常中。这是李瓶儿追求自我生活在那样社会里的失败。金瓶梅词话序中有一句话是这种精神回归的最好的佐证：“（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6]
在花子虚之后，又一个男人闯入她的世界。这个人就是蒋竹山，这个委琐的男人一方面经济上不能独立，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不独立又加上性上有无能，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由此李瓶儿第二次对人生的自我追求实际上只是花子虚的翻版。到头来还是难摆脱情欲的煎熬。
如果说前期的李瓶儿让人们哀其不幸，那么嫁与西门庆之后就叫人怒其不争了。她的性格也发生着畸形的变化。她的一味忍让的让同情者为之愤怒。可以说这样带有奴性的忍让是李瓶儿自取灭亡的唯一超重量的砝码。
性爱只是李瓶儿依赖西门庆的原因之一，但其主要原因我想还是想找个可以终身依靠的人，花子虚不思治家理财，坐吃山空“到明日吃人暗算明夺了去，闪得奴三不归(什么都没有)”这让瓶儿想“思个防身之计”而西门庆却恰恰是个治家理财的好手，在社会上也很有势力，混事本领足。李瓶儿全身心的投入到西门庆的怀抱，并非贪他的钱财，因为她自己拥有的财富一辈子都花不完。她以身相许，以财相托，图的就是享受一个女人正常的性满足和一个可以依托终身的丈夫和家庭。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应该是极其合理的要求。李瓶儿挟财逃到清河县，无亲无故。西门庆身材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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